前言

　　一

　　２００５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６０周年，也是日本战败６０周年。对世界上许多国家来说，这是值得纪念的一年。而在日本，发行量占首位的《读卖新闻》作出了一系列出人意料的举措，成为６０周年之际各家媒体中最闪亮的“明星”。

　　２００５年６月４日，《读卖新闻》发表了长篇社论，针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提出“首相不应参拜合祀了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的主张，呼吁尽快建立另外的国立追悼设施。８月和１０月，该报又连续发表了质疑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社论。很长时间以来，《读卖新闻》都被认为是保守色彩很浓的报纸，而且自２００１年以来，对首相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一直是表示支持与肯定的态度。这一社论发表后，在日本社会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接着，年近８０岁的《读卖新闻》主笔渡边恒雄在许多国家的主流媒体上发表了自己的主张，披露了一些日本人最不愿正视的“家丑”，明确表示“反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认为“靖国神社的态度是一个大问题”。鉴于《读卖新闻》在日本社会的巨大的影响力，美国《纽约时报》甚至将渡边恒雄先生称为“意图改变日本”的“影子将军”，发表了对他的专访。

　　然而，《读卖新闻》的惊人之举并没有就此结束，在渡边恒雄先生亲自主持下，在报社中成立了由编辑、记者组成的“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决定就日本的战争责任进行长达一年的调查和分析，将调查的结果形成报告，以连载的形式在报纸上陆续发表。渡边先生亲自提出了以下五个调查的主题，要求以年轻人为主的委员会成员到各地、各国进行调查研究，这五个题目是：

　　１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为何发展到了中日战争?

　　２日本为何在根本没有取胜把握的情况下与美国开战?

　　３是什么人“发明”了所谓全部战死的“玉碎”及自杀式的“特攻”战斗方式？

　　４美国投放原子弹是否不可避免?

　　５东京审判遗留下的问题是什么?

　　关于这次调查活动的初衷，渡边先生说：“占日本大部分人口的青少年已经不知晓那场战争。作为日本最大的报社，有责任向包括他们在内的多数国民告知那场残暴的战争是何人、何时、何地、用什么方法、出于什么动机发动的，并且为何直到多数城市变成焦土仍不能停止的原因。我本人作为日本陆军最后一届的二等兵（最低级别士兵），体验过军队生活，而在应征入伍之前的学生时代也接触过自由主义思想，如果被宪兵与思想警察发现是要被镇压的。已经到了80岁的我,剩余的时间不多了。在担当报社的主笔期间，我意识到日本人应该亲自把那场战争的经过和其责任研究明白，这就是策划这次检证战争责任活动的动机。”

　　在《读卖新闻》开始就战争责任问题连续发表文章的２００６年初，渡边恒雄先生又出人意料地与２０多年来与不仅在市场竞争方面，而且在政治主见方面都堪称“老对手”的《朝日新闻》的主笔若宫启文先生坐到一起，就两报长期对立的靖国神社问题的观点进行了讨论。由于渡边恒雄与若宫启文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日本国民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看法，因此发表两人谈话记录的《论座》２００６年２月号出版后立即被抢购一空，《论座》编辑部随后出版了单行本。

　　渡边在与若宫的对谈中，介绍了自己对靖国神社的认识过程。作为曾在战争期间的二等兵，在为天皇而战的名义下，从事奴隶般的劳动的战争亲历者，作为目睹了日本军队组建所谓的“特攻队”，日本青年被强制进行自杀性攻击的见证人，他说当时在自己的心中就对下达这些命令的军队首脑和躲在一边不管的政治家感到相当气愤，现在想起来仍无法释怀。２００１年他曾打电话给首相小泉，希望他不要在８月１５日参拜靖国神社。而他自己除了在上小学的时候被强制命令去过靖国神社以外，战后就再也没有进入那里。而当他知道了靖国神社内部的游就馆完全是赞扬军国主义的地方，知道在那里进行的是歌颂过去的侵略战争的时候，特别是当看到孩子们参观了那些歌颂战争的展品之后会以为“日本在那场战争中胜利了”的时候，他终于强烈地意识到，首相参拜这样的地方，其结果是相当严重的：一是令与游就馆思想相同的人欣喜若狂，导致“甲级战犯冤枉论”在国民中流传；二是会使中、韩等国认为“日本仍是一个危险的国家”，日本也会因此对中、韩等国产生抵触，导致恶性循环。因此他坚决反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认为切断恶性循环的最好办法是认真检讨过去的侵略历史，努力让大多数国民认识到：“事实上，那是侵略战争”。

　　在《读卖新闻》的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进行调查的时候，我也接到了报社的佐伯聪士先生的电话。他向我介绍说：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的成员都是战后出生的新闻记者，也都没有经历过战争。他们分散到日本各地及国外，采访的对象包括许多已近耄耋之年的经历过战争的人们，也包括各国的学者和研究者。鉴于指导战争的那些人物都已作古，他们还专心致志地钻研战争史料，涉猎各种文献，并听取熟悉当时的政治史、外交史、战史的专家们的见解，争取从掌握战争的整体轮廓开始把握全面的战争，对日本的战争责任进行认真的追究。因此，佐伯先生在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０６年两次专程来北京与我见面，听我介绍对有关历史问题的认识。

　　２００６年７月与１０月，中央公论新社出版发行了在报纸上连载的文章，并定名为《检证战争责任》（以下简称《检证》），对从１９２８年开始到１９４５年由于日本引起的战争的原因、经过、结束，从不同的时段进行分析，判断各个时期的指导者、当权者是否有责任和责任的轻重。该书第一卷的开头引用了日本昭和史的纪实作家保阪正康先生的话，他认为日本社会战后对战争历史虽然有自省，但是战后６０年来的历届政府，都没有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检证过昭和时期的一系列战争。他认为面对被动员上阵的士兵以及全体国民，政府应当就战争是如何开始的；基于什么样的原因将人们动员上阵；为什么会有那样的结果；当时的政府应当负有哪些方面的责任等向国际社会和日本国民作出说明。“由于在这个问题上偷了懒，讨论战争的基本姿态在日本就没有得到确立。只有结论的反省和谢罪是空泛的，也容易流于形式。”

　　人们也许记得，战后初期，日本政府曾设置了以币原喜重郎首相（曾担任外相和首相）主持的“战争调查会”，进行过一次半途而废的调查。当时提出的主张是：“为了后世让国民们可以借鉴反省并心服口服，希望能完成一个强有力的报告。”关于这一调查之所以没有完成的深层原因，我将在后面加以分析。而在这里指出的是：如果单纯从日本社会战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保阪先生提出的上述关于战争责任的追究，在日本确实存在着需要“补课”的任务。这就是《读卖新闻》的“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所进行的工作与出版这套书的主要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