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所共知，所谓吸毒成瘾，说的是吸食者身心对于毒品所产生的依赖反应，其程度已强到自律能力丧失殆尽的地步，为了获得毒品，倾家荡产、冒法犯禁，都在所不顾。这给域外的鸦片商用印度的鸦片换取中国的白银，提供了稳定的财源。然而，如果没有畅达的输入渠道，如果没有遍布国内的贩毒网络，也就是鸦片难以进口，或能够进口而处处备受打击，则域外鸦片商也不可能在中国贩毒赢利。很不幸，十八世纪中叶以后帝国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恰好提供了形成全世界最大贩毒市场的必备条件。正是这样的环境，给鸦片走私提供了方便，而走私入口的鸦片，由于逃避了帝国征收的关税，在黑市的售价比合法进口的鸦片便宜得多，因而使越来越多的中下层人民也加入吸毒者的行列。走私贸易向来不受“外汇管制”政策的限制。不言而喻，鸦片走私的规模愈大，则由中国非法外流的白银愈多。

　　五、如此庸主

　　早在一八○○年，由英国东印度公司操纵的对华鸦片贸易，便已达到走私进口两千箱的规模。据中国方面稍后的记载，每箱例装“整土”即生鸦片四十个，每个约重三斤；以每个值洋银三十元计，则这一年走私进口的鸦片总值，便达洋银二百四十万元。其中约百分之七十五，即一百八十万元，流入了英印政府的金库。

　　很奇怪，对外贸易的这一巨额“漏卮”，似乎没有引起帝国政府的特别不安。虽然在嘉庆皇帝亲政那年（一七九九），他已重申禁止鸦片进口，但直到十五年后（一八一四），他才比较认真地对待鸦片走私问题，却仍以为只要粤海关严禁进口，便可“杜其来源”，用不着“内地纷纷查拿”。熟悉中国官场黑幕的人一看便知，嘉庆十九年这道禁烟上谕，与其说为了责成粤海关厉禁鸦片进口，毋宁说为了制止各地官员竞相染指鸦片缉私；谁都知道粤海关是满洲亲贵的禁脔，一任监督便可捞到令人咋舌的财富，而缉私向来是帝国官员敲诈勒索的“合法”手段，或与不法商人串通以缉私保护走私而坐地分赃的亨通财源。

　　毫不奇怪，嘉庆时代屡屡下诏禁止鸦片进口，用的理由也十分堂皇，说是服食鸦片非但助长奸邪横行，并且使人短命早夭，然而这种被马克思所形容的陈腐世界代表的道义原则，效应却适得其反。由于强调禁烟的道德理由，鸦片走私更加猖獗了。一八二○年，即嘉庆皇帝魂归地府向列祖列宗报到的那一年，英国鸦片商偷运入中国的鸦片便增至五千余箱；次年即道光元年，由于宫廷核心权力交替而无可避免的政治震荡，给边境黑市交易天赐良机，又使这一年走私进口的鸦片猛增至七千箱，合当时的中国衡制约一百四十万市斤，总值在洋银四千二百万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