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日本车载船驮而回的，无论是“理想国”模式种种方案，还是一大堆古籍珍本，在中国，似乎都没有让其落地培育、蕴藉繁衍的土壤。在中国，董康这样的“理想主义者”注定失望，注定绝望。

　　尾声： 法学家遗言之1939

　　董康的一生，为 “理想主义”这个符号化的生活态度作了最好的诠解。相对而言，藏书、刻书等一系列业余生活，使他未能在政法领域实现的“理想”得以缓释；即使是这种缓释层次的理想化追求，也为民国书籍出版留下了标杆级的样板。

　　很难想象，一个最高法院院长、财政部部长、司法局局长级别的官僚能留下这么多部刻印古雅、精致之极的书籍，胡适的评价恰到好处，他认为董康“不仅是一个法家，而是一个富于情绪的老少年”。

　　这个“富于情绪的老少年”在1926-1936年，十年中四渡日本，既有因逃亡而“受惊”的沧桑情绪，又有因搜求古籍而心生为后世“授经”的喜悦心情。复合在一起的各种情绪，成为董康这十年来最无法准确界定、但最富个人价值的社会经历。所有这些付诸文字的经历，于1939年付印出版。仍然选择了木刻版刷的中国传统印书方式，成就了一部比《浮生六记》更学术、比《书林清话》更情绪的一部理想主义者经典著述《书舶庸谭》。

　　董康著《书舶庸谈》，自序及跋

　　《书舶庸谭》曾于1927年，董康结束流亡之旅时，有过第一次集结出版。到1939年付印时，刊刻和发行重新回到北京法源寺外的诵芬室中。实际上，谈论董康之种种生涯，诸如法学家、藏书家、曲学家等等，早在1937年就可以戛然而止，待到《书舶庸谭》正式出版之际，则几乎是逝者存照级别的“遗书”性质了。董康本人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这次将十年东渡生涯集结出版之际，在书的最后一页写下了他在文化史层面上的最后一篇总结，寥寥几笔，将一生种种行径写完。最后一句话谦逊谨慎而又意味深长，他说： 或可附森立之、杨星吾之后，备文坛探讨之一助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