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宋儒欧阳修的批讽也可以不在乎，因为作为“长乐老”这样为民请愿的人而言，在夏氏看来，堪称儒之大义者夏仁虎著《碧山楼传奇》，谈国桓题笺。

　　。这是他的“民国”辩证法，为民而立国者即为“民国”，没有了“民”哪来的“国”。他出塞追随“张大胡子”，并不因为儒者识见与军人作派的隔阂，就自顾自的作遁世隐者，而是为“民”而谋，不计所谓的“名节”，终为了一统家国、救民水火。

　　然而在1925年夏，客寓沈阳时，这位出塞的“儒侠”似乎转瞬间变作了一个“闲人”。终日忙碌于军政要务的他，突然清闲了起来，花了十天的时间，闭门谢客，创作了一本《碧山楼传奇》。

　　写了近千首慷慨诗歌的夏仁虎，此刻却突然写出了一本以戏曲体裁为载体的“传奇”来，这对其一生创作数千首诗歌、数十种著述的儒者生涯来说，本来也是一件颇传奇的事件。自明清以来，“传奇”从原本可供场上敷演的戏剧底本，转变为文人儒生仅供案头遣怀的韵体文式之一，这本是无可称奇之文学史实。而对于这样一位千里出关致力一统大业，本来也忙于军政事务的要员而言，能写出这样一本古韵清幽的传奇剧本来，则尤为传奇。

　　数年后，度曲专家刘凤叔曾忆述过这一本《碧山楼传奇》，说它格律谨严，竟然还可以直接用于场上表演而不须太大的改动，这就愈发的奇了。先是称奇于夏氏的清闲雅兴，继而称奇于擅诗的夏氏竟然也作传奇，刘凤叔的评价则让人揣想，夏仁虎是几乎把这一本传奇要带回京城，让他那六年前（1919年）新纳的侧室林佩卿（林为当年北京城南游艺园坤伶，时人誉为“四卿”之一）为之长袖当歌，唱演一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