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想象，这样的“帮闲”、“师爷”形象在当时的各级政府、各色官方或民间机构中都应普遍存在，夏仁虎如此形象地刻画出一个“理不讲”的丑角儿来，应当与他当时的际遇有关。俗话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夏氏选择投奔“张大胡子”而去，原本就是冒着这个俗语经验之大不韪而去的。军营里有“不讲理”的长官，同样也会有一大帮“不讲理”的幕僚存在。这个“理”并非夏仁虎一人说得清之理，各人在各自的利益立场上都有铁板一块的道理，夏氏的统一家国之理想可能于他本人而言是“天理”，是昭昭如日月的“至理”，可于府衙中诸色人等而言，未必如此。

　　剧中的“李不将”，不出所料的将朱裔的风雅世界搞得天翻地覆。替主子出毒计，豪夺朱裔的“红杏”及家产，继而朱裔忧愤而死，紫云守志终老。凡此种种，原也不脱明清传奇之旧式情节构思，只不过扔掉了常见的凭借神仙救助、梦境重逢式“大团圆”的结局，而更显凄凉悲怨。除此之外，夏仁虎诗稿手迹

　　夏仁虎没有再对这本传奇有更多的表述，全本十二折的内容，不多不少，节奏不紧不慢地演绎了一个传统悲剧类型的剧本。他只是在跋尾中轻描淡写地提到，今年客沈阳，长夏务简，恒以度曲消遣，偶览此篇，谱为传奇。十日而脱稿。余居文字无忌之世，彼但可四十字者，余则不妨放言，聊代梅村抒其感慨耳。

　　已经开始以度曲消遣的这个夏仁虎，和那个“我不入地狱，谁向地狱行”的慷慨豪侠，似乎已经相去甚远。从亦儒亦侠的风骨到如今聊代古人抒怀的闲人，夏氏在关外的两年境遇若何，可想而知。九十岁时，他回忆这两年的军旅生涯时，曾赋诗一首云，因思定一功，关外或有望。虚作出塞云，难副旧时愿。又自作注云，时军阀内争不已，有人谓关外兵力强，可靖内争，余乃应关外之召，终失所望。失望之情，溢于笔端。

　　1926年，夏仁虎带着近千首诗稿和这一本《碧山楼传奇》返归北京。虽然仍历任北洋政府关税特别会议委员会委员、财政部次长、财政部代部长等要职，但名不副实的尸位素餐只能让夏氏萌生退意。他依然赋诗抒愤，诗云，还京任司农，惟有仰屋叹。日坐赧王台，灾官断炊爨。诗注云： 时税收皆由地方截留，中央政费无所出，复不敢轻举内外债。中央官吏枵腹从公，惟于年节，向各私立银行告借少许，略资点染而已。这“略资点染”的虚衔与不办实事的空位，已经让夏仁虎再也没有从政的热望。亦儒亦侠的风度，几乎已经要沦落到儒不儒、侠不侠的两难境地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