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不知是好事多磨，还是菊治的实力不够，他的第三本小说却成绩不佳，第四本小说更是江河日下，有些评论甚至相当严酷地批评他的作品只不过是一些胡乱编造的廉价故事。

　　就像当时菊治的作品热一下子席卷而来一样，这股热潮呼啸而去的速度也快得惊人，即便如此，在短期内也还有几个编辑鼓励他继续创作，但是一旦遭遇挫折，人就会由于焦虑难以下笔，而写不出来又会产生新的焦虑，菊治从此陷入了这种恶性循环，一晃就是十年，他已变成被文坛遗忘了的作家。作品一旦卖不出去，编辑们也退潮般很快失去了踪影，菊治在生活上出现了窘境。

　　既然这样，当初又何必辞掉出版社的工作呢？可惜后悔也已经晚了。菊治只好向以前的挚友求援，得到了一份在私立大学担任讲师的职位，但仅靠这份收入还是难以为生，所以只要是能够赚钱的工作，不论是为杂志撰稿，还是为他人代笔，菊治统统承担下来。

　　这样一来，生活上是没什么问题了，但是对以作家为傲的菊治来说，心理上承受的压力还是过于沉重。

　　“您一定很忙吧？”这个问题在眼下的菊治耳中，恐怕除了讽刺，别无他意。

　　菊治目前虽说收入不多，但私立大学讲师的工资以及捉刀代笔所得，每月也有近三十万日元。再加上一些文艺杂志、报纸等的约稿及一些小文章，这些全部算起来，每个月也有四十万左右的收入，一个人生活也谈不上捉襟见肘。二十四岁的独生子已经工作，菊治和妻子虽然还是夫妻，但实际上却一直分居。

　　菊治的妻子提出要求，希望继续发展她年轻时候从事的插花艺术，她手下还有不少弟子。所以分居的时候，菊治把公寓让给了妻子，自己又在千驮之谷租了一套小房子，每月光房租就要十万日元。

　　从分居到现在已经五年，夫妻二人都已五十五岁，但是时至今日，谁也没有破镜重圆的想法。

　　菊治原本就是一个随心所欲、我行我素的男人，妻子也是很早以前就认为事业比家庭重要，所以夫妻子女虽在户籍上是一家人，但却是各住各的，各干各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为是一种理想的分居状态，因为每个人的生活都相对稳定。

　　在一般人看来，这也不失为一种幸福的生活方式，但菊治却总有一种丢掉了什么重要东西的焦虑感。他过去毕竟是一位头戴桂冠的畅销小说作家。现在虽说有些许散文的稿约，但菊治内心渴望的是重新写一部为世人追捧的小说，获得自己本该得到的评价。

　　菊治不甘心就此终了一生。他认为自己不论何时何地都应该是一个作家。每当想到这一点，他心中就会涌起一种莫名其妙的烦恼和不安，即使眼下的生活比较安稳，却不可能治愈他那从文坛顶峰一落千丈的失落感。

　　“菊治老师……”

　　祥子的一声呼唤，把菊治又带回到现实世界当中。

　　对了，自己曾经位及人师，曾经获得过众人仰慕的文学大奖，自己的作品畅销全国的时候，几乎周围所有的人都会尊称自己一声“老师”。

　　菊治第一部作品出版的时候，他在一片荣誉声中出席了银座书店的签售仪式，在门口竖着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村尾章一郎大师签售会”。

　　许多人都没听说过“村尾菊治”这个名字，这是他的本名，“章一郎”是借用他叔父的名字。叔父比菊治大二十岁，从事工程方面的工作，身材高大，长得帅气，很受女孩子们的欢迎。因此，在应征文学新人大奖的时候，菊治就借用叔父的名字当了笔名，结果一举夺得了桂冠。

　　在这层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幸运的名字，从此菊治就把这个笔名沿用了下来。没曾想，不到几年的工夫，“村尾章一郎”这个名字就像日本的泡沫经济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只有“村尾菊治”这个不起眼的名字残存了下来。

　　然而，祥子她们却好像不这么认为。在文坛崭露头角不久，菊治接受一家杂志采访的时候，祥子作为自由撰稿人出现在他的面前。出于这种缘分，祥子结婚搬到大阪以后，也一直和菊治保持着书信上的来往，所以可能在她的印象中，菊治还是当年在文坛上脱颖而出的畅销小说作家的形象。

　　“今天入江女士来这儿的目的，是想请您在她带来的您最初出版的《爱的墓碑》上签个名……”

　　菊治一边听祥子解释，一边打量冬香。

　　“您读过我的作品吗？”

　　“当然了，我们住在同一个小区，闲聊之中发现我们俩都是您的仰慕者。借您这次来京都的机会，决定一起来拜望您，今天总算……”

　　随着祥子的说明，菊治慢慢回到了作家村尾章一郎的身份当中。

　　冬香居然是自己处女作的粉丝。若真如此，她读那本小说时芳龄究竟多大呢？

　　“那差不多都是二十年前了……”

　　菊治话音一落，冬香羞涩地垂下眼睛。

　　“是我高三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