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康(1867-1947)，字授经，号诵芬室主人，江苏武进人(今常州人)。光绪十四年（1888）戊子科举人、光绪十五年（1889）己丑科进士，入清朝刑部历任刑部主事、郎中。1900年，擢刑部提牢厅主事，总办秋审、兼陕西司主稿。1902年修订法律馆成立后，先后任法律馆校理、编修、总纂、提调等职,为修律大臣沈家本的得力助手，直接参与清末变法修律各项立法和法律修订工作。

　　1906年-1911年，法制现代化的5年之痒

　　在封建王朝中央集权体制下，王权的“集”是所有社会规则唯一的准绳，而“集”迈向“极”，由“集权”转向“极权”，是封建制度开始趋于下坡路之始。所谓“物极必反”，极刑的采用与滥用，正是出于维护中央集权的迫切需要而产生，而这种需要背后必然是日益增长的某种反抗与威胁力量的存在。

　　中国法制走向现代化的历程，可以从废止“极刑”开始，也可以从完全推翻封建体制开始。事后诸葛亮的我们，当然知道董康撰写的那纸奏折之后六年，清王朝覆灭于辛亥革命，所有的从技术改良到体制微调的种种努力都是徒费工夫；但董康不知道，因为他在历史之中，也正以个人的姿态在创造历史。

　　光绪三十二年（1906），董康以刑部候补郎中的身份赴日本，调查裁判监狱事宜，在此基础上编辑成《调查日本裁判监狱报告书》，进呈御览。据当时同处东京的学部员外郎王仪通介绍，董康“出则就斋藤、小河、冈田诸学者研究法理，入则伏案编辑，心力专注，殆无片刻暇”，相当勤勉。“司法独立”、“监狱以感化犯人为目的”等现代法制理念，集权体制下的法律改革之目标，益加清晰。董康也在与日本学者切磋学问的过程中，建立友谊，并先后延聘冈田朝太郎、松冈义正、小河滋次郎、志田太郎为修订法律馆顾问暨京师法律学堂教习。

　　作为“海归”新锐，1906年9月大理院成立后，董康曾任大理院推丞。1908年清政府颁布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正是董康代笔之作。1906年的日本之旅，对于董康的事业而言，收获颇丰。然而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集权也罢、极权也罢，都看似灰飞烟灭，在前途未明朗之前，董康再次东渡日本留学，仍然专攻法律。

　　1914-1923年，诵芬室外，十年甘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