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社会角色的横的方面，对不同的层面的责任者进行了分析。

　　１关于天皇的责任

　　《检证》一书认为，由于战争时期日本国内法有“天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规定，所以昭和天皇没有战争责任。而同盟国决定不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对天皇进行追诉，所以从国际法的角度，天皇也没有责任。

　　那么，在法律的责任以外，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天皇是不是有责任呢？《检证》一书认为昭和天皇在日本历史上的三个时期发生过重要作用，那就是导致田中义一内阁的总辞职，发出讨伐“二二六事件”的命令及对结束战争的“圣断”。

　　对于要求田中义一内阁总辞职，《检证》一书引用天皇的话说那是“由于（我）年轻气盛”的举动，而且强调天皇后来回忆说：“由于发生了这件事，我决心对今后内阁上奏的文件即使不同意也给予裁可。”也就是说，天皇从此以后一直是在立宪国家的君主权限内活动，对于内阁的意见，一般不表示反对（当然也包括发动与继续战争）。只是在“二二六事件”发生时不知冈田启介首相在哪里，而陆军省的态度又太宽大的情况下，天皇才不得不发布讨伐令。而在战争最后期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就投降还是继续作战的讨论莫衷一是的情况下，因首相铃木贯太郎打破惯例、征求天皇的意见，天皇才作出停止战争的“圣断”。在天皇上述三次政治表态中，这一次可以明显看出是倾向和平主义的。

　　另外，《检证》一书还举出诸如天皇曾在推举首相的时候提出过“绝对不能选择与法西斯接近的人”，在“九一八事变”和“卢沟桥事变”发生时都提出用外交方式解决的建议，特别是日美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候，在御前会议读明治天皇的诗等行动，表明了天皇对和平的愿望。

　　《检证》一书认为：虽然明治宪法第十一条规定“天皇为陆海军统帅”，但实际上，军事作战命令是由参谋总长制订方案，经天皇的裁可，参谋总长再加以副署后以“奉敕传宣”的方式传达给军队。天皇其实没有统帅权的实质性权限。虽然在日本战败时，昭和天皇对麦克阿瑟表示通过退位接受责任，但实质性的责任是在首相、大臣、参谋总长、军令部长那些人身上。

　　２东条英机最大的责任是缺乏国际感觉而开战

　　《检证》一书认为从“九一八事变”发展到日中战争，再发展为日美开战，一直到战争结束，东条英机都负有重要的责任。

　　东条从１９２８年就开始了“确立在满蒙的完全的政治势力”的努力，特别是在“九一八事变”后成为关东军宪兵队司令，接着担任关东军参谋长，作为强硬派直接指挥作战，用强攻控制内蒙古，还对大量中国人予以处刑。在第二次近卫内阁时以陆相入阁后，东条开始着手就日本与美国的战斗力比较进行调查，尽管调查数字表明进行长期的对美战争是困难的，但他鼓吹日本精神的力量，结果使与美国的交涉走入死胡同，同时也无法从中国抽身。这种强调陆军利益，缺乏国际视角的战略观，使他在成为最高领导人后必然将日本带入与美国的战争。

　　东条政治的最大特征是使用宪兵实施政治高压，控制言论，完全不顾国民追求幸福的权利与内心自由被压抑的痛苦。在战争后期，他集所有的权力于一身，通过发布“誓死不当俘虏”的“战阵训”，鼓励决死的“特攻”和所谓的“玉碎”，使大量的士兵丧失了生命。下台后的东条仍鼓吹进行本土决战的战争，直到最后也没有考虑过国民的生命。

　　３允许军部独断专行的近卫文　

　　《检证》一书对近卫文　的政治思想和他与军部的关系有相当具体的分析，认为他是一个动摇不定，集多种矛盾于一身，左翼与右翼思想同时存在的人。

　　近卫文　把建立国家总体战体制的法律性根据给了军队，但又自嘲地称自己是被军部官僚牵着走的“什么也不知道的少女模特”。为了与军部和官僚组织对抗，他集结政治力量建立“一国一党”体制的，以纳粹为榜样的法西斯组织“大政翼赞会”。但建立后他又担心被批评为觊觎天皇权力的“幕府”的复活，不得不退缩。

　　近卫文　认为作为后发达国家的日本应打破英美规定的和平现状，强硬主张英美没有权力以国际联盟的条约和不战条约来约束日本，所以鼓励“九一八事变”中积极活动的军部，以赢得在国民中的声望。面对“卢沟桥事变”的发生，近卫文　在动摇中屈从于陆军的要求派出三个师团。提出“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终止了陶德曼的和平工作，失去了结束战争的机会。在与美国的战争在即的时候，为了回避战争，他企图探索同美国总统罗斯福举行首脑会谈的途径。而在御前会议上，却又单方面地确定谈判期限，并决定了谈判如果到期没有成果，就“决心对美开战”的方针。从１９３７年到１９４１年的四年中，一直位于权力中枢的近卫实施的是机会主义策略，政治责任非常大。

　　４广田、松冈、杉山、永野、小矶等指导层一系列的判断错误

　　《检证》一书具体分析了日本政府与军队领导层的战争责任。

　　广田弘毅与近卫文　走在一起，提出广田三原则改变了同英美协调的外交政策。广田担任首相后，复活了以现役武官担任军部大臣的制度，决定了南进的国策，缔结《日德共同防共协定》，推进亲军的政策。

　　外相松冈洋右追随近卫文　的国际秩序观，极力促成缔结日德意三国同盟及与苏联的中立协定，认为这样一来，“就能够制止美国的参战”。在制造了一系列的外交失败后又回到鼓吹北进论的军部的立场。所以他的外交是一个“从一开始就没有现实性的”、“野心过于膨胀、玩弄权谋术数的大构想”。

　　杉山元作为“卢沟桥事变”时的陆相，为近卫文　准备了“膺惩暴支”的声明。日军进驻东南亚后，作为参谋总长的杉山迫使近卫文　承认这是“为了封杀英美的策动”，进而他提出了强硬的对英美作战的参谋本部的主张。

　　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和海相嶋田繁太郎都主张积极对美开战，积极支持东条的体制，但实际上进行的是一场没有战略的开战。

　　继东条之后担任首相的小矶国昭明知当时日本处于劣势，钢铁与石油等国力已经消耗殆尽，仍以“一亿人武装起来”的口号鼓动日本军民在伊势神宫进行国民总动员的必胜祈祷，继续进行无意义的战争。

　　领导能力令人生疑的铃木贯太郎内阁决定了本土决战的方针，任用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陆相阿南惟几、军令部长丰田副武等，以“一亿‘玉碎’死中求生”的主张而坚持本土决战，错误地任用把和平希望寄予苏联的东乡，“默杀”了《波茨坦宣言》。

　　５军队官僚的责任

　　《检证》一书认为战争的责任，“当然不全在最高层的政治军事领导人。支撑最高层的大量的参谋与官僚们的鲁莽行事和错误判断也对日本的走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特别批评了这些人介入政治、歪曲国策，“随心所欲地摆弄指挥官并独断专行地付诸行动”的行为，甚至专辟一章，批评日本军队的参谋制度。

　　书中具体分析了作为中佐的石原莞尔与其伙伴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如何发动１９３１年的“九一八事变”，推行“华北分离工作”中的谋略活动，认为这些人不仅大大推进了对外侵略的步伐，更重要的是创造了幕僚掌握国家权力实现其目标的“石原模式”，为后来的关东军参谋长武藤章和田中新一所承袭。

　　《检证》一书列举了一系列对发动战争与扩大战争有责任的军人，包括从陆军转任内阁调查官，经兴亚院政务部长又担任了企画院总裁的原陆军省军务局铃木贞一中佐；与国家主义者大川周明合谋制造三月事件、十月事件等政变的桥本欣五郎中佐；对发动和继续日美战争起重要作用的陆军省军务局长武藤章、佐藤贤了，海军省军务局长冈敬纯；声称“喜好政治”，“把日本带入战争的就是我们”的海军军务局课长石川信吾；说服军令部而进行珍珠港攻击，导致美国毫不留情总攻击的黑岛龟人大佐；隐瞒了中途岛海战失败的海军作战部长福留繁；在危机到来之前仍然唱高调的幕僚田中新一大佐；在卢沟桥打响第一枪发起战争，在指挥英帕尔战役的鲁莽作战中使其大量部下死伤的牟田口廉也；使日本落入“亲德”的泥潭的陆军出身的驻德大使大岛浩及外务省的革新派官僚白鸟敏夫，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