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我从事新闻工作一年后，曾有一次机会去洛阳采访，我专门去拜访了老战友李明。那时，李明仍然在他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工厂工作，在保卫科做一个普通的科员；那时，他刚在洛阳结了婚，成了家，厂里给这对儿新婚夫妇在工厂宿舍楼中分了一间房，房间面积虽然不大，但他很满足：他告诉我说，我们当时在教导队一块儿集训的战友，因为赶上中国军队干部培养制度改革而无法直接提干，绝大部分人都复员回乡务农了，像他这样能够进工厂的农村复员兵寥寥无几。

　　李明还像当兵时那样，工作之余爱好打打篮球；与穿军装时唯一不同的是，他在工厂宿舍楼背后的乱草中开辟出了一块儿菜地，种上了萝卜和大白菜，用他的说法，“省点儿买菜钱。”

　　“你这么喜欢种地，为什么复员后不回农村？”我开玩笑地问。

　　他的回答没头没脑：“真要让我回农村，我倒没有那个闲心种地了。”

　　我一直在琢磨李明这句话的确切含义，琢磨了20年。

　　一直到我这次去中国采访了众多的农民工和农民工出身的企业家，一直到我就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种种疑问走访了众多中国一流的学者、专家，一直到我与平素鲜言寡语的父亲有了那番交谈，从而第一次知道了我父亲的身世和我祖父的经历，我才觉得，我大概搞懂了20年前李明说的那句话。

　　我写这篇文字之时，除了上述的20年，也是新中国建国58周年，中国改革开放和城市化进程启动近30年。此刻，英国伦敦秋风袭屋，阴雨击窗，我在地球的另一端伏案疾书，再次把我的真诚感谢，赠给这次中国之行中曾经接受过我采访或为我提供过帮助的所有人，把我内心的深切祝福，献给那些闯进城市追求更好生活的中国农民。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记者魏城

　　2007年10月1日深夜于伦敦

　　异乡不再有虫鸣

　　“你问那么多干什么？”坐在我身旁的一位农村人模样的小伙子不信任地看了我一眼，然后继续用湖南话与同伴聊天。

　　2007年5月上旬，一个潮热的下午，我坐在中国广东东莞市凤岗镇沙岭长途汽车站的候车椅上。不是等车，而是刚下车，因为我被下车后看到的纷乱景象淹没了，所以先坐下来歇歇，试图在视觉洪水的浪峰之间浮出头来，喘喘气。

　　一辆接一辆的大巴、中巴、小巴，不断地吞吐着操各种方言的青年男女，这些长途汽车不仅来自东莞市的数十个镇，也来自中国内地的许多省份；车站对面的“凤岗劳务大市场”建筑物上，挂满了五颜六色的广告牌子，似乎为这些长途车的运行路线作着某种注脚：“凤岗＝南阳：每天一班，上午10点发车”、“贵州省毕节专线”、“沙岭车站　　湖南邵东、邵阳市、龙溪铺、冷水江、新化”……

　　来凤岗镇之前，一位东莞东城区的朋友告诉我，刚来东莞打工的，多为涉世不深的乡村青年男女，他们离家前最常听到的亲友叮嘱就是：“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何况对方又是一位像我这样的来历和动机均很可疑的陌生中年男人。

　　我换了一条椅子，试图与另一位独处的青年女子搭讪：“你从哪里来？”

　　“我就是东莞人。”同样怀疑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我，但她的安徽口音“露了馅儿”：她不是本地人。

　　不过，她说的也不全错。行前，我的那位朋友说，东莞目前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加起来，肯定超过一千万，但外来打工的农民工是东莞本地人的七、八倍，现在东莞市政府对双方有一个新的称呼：东莞本地人是“老莞人”，外来打工者是“新莞人”。那位朋友告诉我，如果你碰到有人操外地口音、但自称“东莞人”，你就基本上可以断定：此人已经在东莞打工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