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导致产生战争责任的日本社会的制度与思想层面问题的探讨

　　《检证》一书认为，对战争责任的检证不仅是尽力掌握战争真相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深入地思考这场战争，总结教训，认识到到底错在哪里？为此，《检证》一书总结了如下的经验教训。

　　１军部与政府误读国际形势的责任

　　《检证》一书认为日本首先需要总结的就是没有看清国家间力量的均衡与世界的潮流，从而使国家的未来面临危险。

　　关东军的侵略就是对华盛顿会议上缔结的尊重中国主权等内容的九国条约和海军裁军五国条约为代表的国际秩序的挑战。在遇到障碍后不仅没有停止，甚至发展到退出国际联盟。而通过缔结日德意三国同盟成为德国的同盟国，又是一个致命的选择，无意中导致日中战争走向了国际化，卷入到与美国的战争。

　　而在同美英开战后，日本出于把世界分为东亚、美洲、欧洲、苏联等地区的构想，把“自存自卫”的战争转变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行动。这一构想完全无视中国的存在，与和平相距甚远，结果促使战争无限扩大。在停战活动中，日本的首脑们甚至不知道苏联在雅尔塔会谈中已承诺了对日参战、不了解美国已成功开发了原子弹，当然远不了解美苏围绕战后世界政治主导权的明争暗斗，最终导致失败。

　　《检证》一书还认为误读国际形势的基本原因是日本的军部、政府领导人没能理解辛亥革命之后作为统一国家的中国的民族主义浪潮。少数的像犬养毅那样理解中国民族主义的政治家因军部的恐怖活动早就退出了舞台，而本来在对华政策中该发挥重要作用的中国专家却成了侵略中国的“尖兵”，他们丝毫不关注后来掌握中国命运的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动向，造成国际理解失去了平衡。

　　２不负责任的幕僚的责任

　　《检证》一书列举了一系列军队参谋以“统帅权”为盾牌，逐步掌握了人事权、预算分配权、政策决定权的现象，对在战争中控制日本方向的陆海军军部官僚及其制度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质问他们为何能拥有如此大的力量？

　　本书认为：被誉为军队精英的那些幕僚都是从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毕业后被录用到参谋本部等中枢机构担任参谋等要职的，被选拔的精英意识和封闭主义是他们共同的特征。他们对内地位优越，对外又作为独立的存在，随心所欲地摆弄着国策。不幸的是他们的实际军事能力过低。在陆军大学和海军大学的教育中，唯一的价值观就是日俄战争的胜利。所以强调的是以步兵为主的白刃战、依靠少量兵力的包围战、大舰巨炮的舰队决战……这些人虽然不断错误地出谋划策，但随着战局的恶化，他们不仅不承担责任，反而会得到重用，不断晋升。这就是在紧急事态下暴露出的日本官僚体制的巨大缺陷。所以，有人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为由军部官僚独揽了政策立案、决定的“幕僚政治”。

　　３追随军队与政府的议会的责任

　　《检证》一书认为“日本帝国议会”忘记了自己是受国民之托控制官僚和制止军部妄自行动的机关，相反，却变成了追认战争政策的机构。

　　尽管当时也出现了像斋藤隆夫、滨田国松那样批评军部的议员，也有对推翻东条内阁发挥了一定作用的议员联盟，但那仅仅是极其个别的现象。议员与军部统一步调，排斥美浓口达吉等人的“天皇机关说”，甚至将其定为“违背国体的不敬学说”的大罪。

　　由于不赞成军部增加军费的要求的藏相高桥是清被杀，更多的议员则出于对恐怖活动的恐惧默认了军部的嚣张气焰，结果使军费开支的提案顺利地得到追认。而自中日战争爆发后，议会对政府增加军费的提案几乎不加审议一律批准。从1936年度的10亿多日元增加到1944年度的734亿日元，名副其实地成倍激增。

　　但是，即使是这样对军部唯命是从，仍然不能满足战争的需要。于是自中日战争开始以后，先是选举制度被破坏，接着是政党等相继被解散，政党政治彻底消亡，法西斯式的大政翼赞体制出现。

　　４放弃报道使命，影响舆论的媒体的责任

　　《检证》一书还对战争期间日本媒体的作用进行了反省。“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各家报纸都派出大批特派员报道军部的动向，大肆鼓吹“满蒙是帝国的生命线”的舆论，成为日本媒体煽动民族主义的转折点。从此以后，每当发生有关战争的重大事件，各报都铺天盖地地刊载礼赞文章。

　　日美开战的当天，内阁情报局发出指示，除了大本营公布的内容以外，禁止登载任何其他的战况报道。此后各报即使对官方发表的战报有疑问，但如果刊登有独自见解的文章，就要面临被停刊的危险。于是，各报都争先恐后地迎合军队，明知大本营发表的战报是谎言也照原样报道，从而完全放弃了言论、报道的使命。虽然当时有的报社内部出现过微弱的批评的声音，但总的来说，媒体对把国民引向草率的对英美开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５轻视生命、人权的精神至上主义

　　《检证》一书还严厉批判了战时日本以军部为中心轻视个人生命和人权的猖獗风潮和精神至上主义的问题，认为正是这一问题在战场上引发了“玉碎”、“特攻”等一系列的悲剧。

　　战争时期对生命和人权的轻视体现在传统的白刃突击战战术上。面对在炮火和兵力上占绝对优势的美军，日本陆军仍根据旧式战争确定的《步兵操典》规定士兵在战斗时应采取的行动，重视肉搏战。而指导军官和参谋的教典也仍然是《统帅纲领》，强调“胜败的主因依旧在于精神上的要素”的重视精神力量的观点。本书认为：军部向士兵进行所谓即使剩下最后一兵一卒也应拼死战斗的“玉碎”精神教育，并开发出载人炸弹“樱花”和载人鱼雷“回天”等“特攻”武器，这都是对士兵的非人道的极端行为。而这种现象与日本国内恐怖主义的军事政变及十分猖獗的宪兵政治是相呼应的，是日本政府的思想统制进一步严厉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