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李慎之先生在您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的序言中提到，中国的大传统是孔夫子，小传统是关王爷。大概是上世纪初，英国有位学者也讲，每个中国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孔子、一个道家，还有一个土匪。您如何看这种划分或者概括？

　　王学泰：大传统与小传统之说来自中国台湾李亦园院士，是芝加哥学派考察文化社会学的一种方法。它视纽约一类的城市文化为大传统，墨西哥印第安乡村怪力乱神文化为小传统。用这个来套中国的大小传统我觉得有点“不合”。在我看来，中国上下几千年城乡的传统是类似的，都属于主流文化。如果说有个与主流文化大相径庭的文化，应该是游民文化。但是中国的游民文化不是在乡村发展起来的，而是在城市里发展起来的。孔子、道家是指中国士人思想的主流，也就是李泽厚说的“儒道互补”。“土匪”如果指游民文化，如果以此分析宋代以后的士人思想，那是“虽不中，不远矣”。

　　熊培云：那么《水浒传》里的“梁山好汉”是否如有的学者所说是“落草的墨家”呢？

　　王学泰：这点我是不同意的。墨家曾经是显学，历史上有天下“不归杨，即归墨”的时期。春秋时期是一个垂直社会，未有变动之前，君主、诸侯、大夫、士、庶民，各安其位，每个人有自己的生活“点”，所谓天下“无旷土，无游民”虽然有些夸张，但在当时的确是鲜有游民。春秋以后这种垂直结构解体。此前《左传》里有“大夫无境外之交”的说法，周朝建立的是垂直统治的专制政体，其对治下的“横向联合”必然加以防范。但是到了孔子，《论语》开篇便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这说明那时候社会的横向联系发生、发展了。于是，侠也便产生了，因为侠产生于人们的横向交往。《史记》里的“战国四君子”如信陵君、春申君、平原君、孟尝君，都是善于横向交往的人。“侠”字最初字形就是一个大人夹两个小人，表示有人追随，“四君子”都是有大批人追随的贵族。这不同于金庸小说里独来独往的武侠。近代武侠小说，特别突出独行侠，作者不懂传统的“侠”就是热衷于成帮搭伙的。墨子也可以说是侠，有人追随他。与后世的“匪”不同的是，墨家有自己坚定的信仰。

　　熊培云：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中国人也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重出江湖”、“退隐江湖”等。如何理解中国人心中一样的庙堂与不一样的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