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对官员外，对老百姓，朱元璋也有许多奇怪的规定。洪武二十四年（1391），太原府代州县令奏报，当地有三百多户农民违法外逃，请求朱元璋下令，派衙差抓捕这些外逃农民。朱元璋回复说：“如果这些外逃的农民，有在外面种地的，那就允许他们在当地定居，并登记落户，不做惩罚。但如果有在外面做生意的，就要作为不务正业的流民，一律逮捕治罪。”在朱元璋眼里，除了种地外，大多数职业都是不务正业，尤其是经商。

　　在朱元璋时代，即使是普通老百姓，也动不动就犯法。谈迁《国榷》里记载：朱元璋时代，禁止晚上一群人聚在一起喝酒，也禁止晚上大家一起走夜路，发现了就要治罪。仅朱元璋的家乡凤阳，一年就有六千人犯法被抓。另外做生意的合法商人，遭到盘查的时候，如果手里货物提前卖光了，也很有可能被当成流民抓起来。谈迁在《国榷》里说，这些情景，生活在明末清初的他，想想就害怕。

　　但朱元璋这么做，并不是为了让老百姓害怕，相反，却是为了他治国的理想。在他的《大诰续编》中就说，他希望老百姓们家家户户可以做到“互相知丁”，也就是相互间都可以知道对方家里的人口情况，即要求老百姓互相监视，相互监督。朱元璋充满信心地说，如果家家户户都有这样的觉悟，那么老百姓就能过上“仁寿之乡”的生活，即享受和平安乐的盛世。

　　但朱元璋的这些规定，有时候也起到了反作用，比如他禁止健全的农民不工作，同时又为残疾人制定了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结果就发生了荒唐事：洪武十九年（1385），福建莆田三个不愿意务农的农民，为了逃避劳动，居然把手指头切了，然后跑到政府骗救济。事情败露后，朱元璋痛心疾首，也只能将这三人杀了了事。

　　连朱元璋的“群众反贪”，有时候也反出冤案来。《大诰续编》里记录，安吉县有个金姓农民，拖欠了两年地租，东家地主去讨要，金农民居然手拿《大诰》，把地主绑到南京城，让朱元璋治罪。不明真相的沿途官员们，居然也敲锣打鼓，拿着反腐败的阵仗礼送他进京。可怜的地主，差点就冤死在反贪运动里。

　　朱元璋时代最普遍的刑罚，就是杖责。这一条刑罚，主要还是针对官员的，杖责的量刑，通常是六十大板。官员遭到杖责的刑罚，一般有几种普遍原因：贪腐、渎职、惹怒朱元璋等，却也有些另类的原因。比如朱元璋规定，官员如果在家里吃饭的时候，请妓女来唱歌，就要被杖责。另外，如果官员所在地，发现了身体残疾却没人管的老百姓，同样也要杖责。此外有些原因也比较“倒霉”，比如朱元璋的户部尚书茹太素，因为写的奏折太唠叨，开篇五千多字还没切入正题，也被朱元璋拉出去大棒暴打一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