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日本的战争责任，是战后６０多年来日本社会始终在讨论但是也有相当多的争议的问题。日本在战败前不存在“战争责任”这一概念，许多日本人在那之前从未想过战争责任的问题，因为当时的战争观认为国家进行战争与取得殖民地是正常的。而在日本战败后，由于同盟国针对日本的战争犯罪进行了审判，褫夺了与战争有关人员的公职，从法律、政治与行政的各个侧面对日本进行了追究，日本人开始接受了“战争责任”这一概念。可见“战争责任”对于多数日本人来说是因战败才在事实上接触到的概念。尽管如此，“战争责任”这一概念在日本人中间的传播与影响还是很快的。

　　不过，我们要注意到，当时的“战争责任”的概念，其实有两个不同的角度，或者说是两种不同的立场。一是站在同盟国及受到日本侵略奴役的国家的立场追究日本的战争犯罪行为的“战争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对战争责任的追究是从外部指向日本内部。而从外部看来，应当承担战争责任的是包括日本政府与日本国民在内的整体的日本，所谓的“战争责任”就是日本加害的责任。毫无疑问，中国、韩国以及亚洲多数遭受日本侵略或殖民统治的国家当然是从这一角度和立场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的。

　　另一种则是站在日本人的立场上，追究使日本国民成为被害者的国家与国家领导人的责任，即日本政府、军部等政治领导及与鼓动战争有关的机构的战争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是作为导致战争失败了的指导者的被“欺骗”的对象，以受压制和受欺骗的被害者的立场对战争责任进行的追究。《检证》一书基本是站在这一立场进行的思考。

　　上述两种“战争责任”概念的含义并不相同。从日本人也是受害者的角度思考战争责任的立场尽管与前者并不完全对立，但是差异也相当明显的。从日本人也是受害者的立场对“战争责任”的追究涉及被害国人民的感情，能否得到战争被害国人民的理解，其实是很复杂的问题，所以也经常会遇到“两难”的选择。为了理解《检证》一书的立场，有必要回顾“战争责任”这一概念的基本含义及“战争责任论”在日本的演变轨迹。

　　日本社会对“战争责任”的追究与思考，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日本战败后的第一个１０年，这是关于“战争责任”讨论十分热烈的１０年。

　　当时，通过东京审判与乙、丙级审判使日本人第一次了解到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日本军人在亚洲战场上的暴虐行为，以日本共产党为中心的左翼势力基于日本战后的统治体制和统治层与战前是一脉相承的这一认识前提，主张从政治与法律层面彻底追究国家的及以天皇为首的指导者的战争责任。日本共产党认为自己早就受到日本政府的“弹压”而被迫转入地下，所以对于战争是没有责任的，能够真正站在同盟国的立场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不像一般的日本人那样在追究战争责任的时候面临“两难”的选择。

　　另外，对战后西方的人道主义有新鲜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由于在战争中对军部的统治存在压抑感，所以也接受占领军对日本的战争责任追究的普遍理念。但他们对占领军伤害了日本的民族感情又有抵抗情绪，所以对占领军和左翼势力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具体的方式又难以接受，对从政治与法律的角度进行的战争责任的追究态度消极。不过，他们可以根据西方的普遍的理念，反省包括自身在内的日本人在战争中缺乏自主性的问题，从内部的伦理的角度议论战争责任。自由主义者中的一部分人还指出了天皇的道义的责任，多数意见主张其退位。

　　到了20世纪５０年代的中期，从外部对日本的战争责任的追究活动结束了，开始了日本国内关于战争责任追究的第二个１０年，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提出了主体性战争责任论的观点。

　　在战争后期，曾经作为学生兵被推上战场的一批日本人这时已经成为社会的中坚，他们具有很深刻的战争体验，而一部分人在战后初期又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因此在国民的战争体验与国民的战争责任之间发生了认识的分歧，通过“昭和史论争”建立了“战后历史学”，出现了研究战争责任新的契机。这一时期，由于许多揭露日本军队在中国残暴行为的著作的出版，日本人开始了解了日本军队在中国犯下的战争罪行。以竹内好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提出了日本人应自觉地认识对中国的战争责任，检讨战时的民族主义与对亚洲的战争责任问题，建立日本的民族主体性。这一时期的战争责任的思考重视内部的与伦理的角度，即讨论为什么在日本人中关于战争责任的自觉性不强，阻碍日本人主体性地思考战争责任的原因在哪里等。

　　从20世纪６０年代中期开始，日本关于战争责任的思考进入到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是开始深入思考天皇与国民的战争责任。因为以基督教、佛教为中心的宗教人士及战时尚在小学读书，即当时的“少年国民”都开始考虑战争责任的问题了。

　　这一时期由于在国会上争论靖国神社国家管理法案，对天皇与国家神道的批判提上了日程。战后迅速转为接受民主教育的一代人开始对在战时接受的军国主义教育及其教师与父母怀有强烈的不信任感，开始基于自己的战争体验而思考战争责任。同时，由于美国对越南的轰炸及越战的扩大，日本国内的反战运动发展，影响到对日本的殖民地统治与战争犯罪的实态进行追究的活动，当然，对美国在战争后期的无差别轰炸和投放原子弹的责任也有追究。

　　１９８２年，围绕日本历史教科书中如何记述侵略等问题，国内外对日本的战争责任的批判都十分活跃。日本的知识分子在这一背景下就南京大屠杀、东京审判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显然，这些在新的研究领域中的实证性研究促使上述对日本战争责任思考更具有伦理的自觉性。战争责任的认识与战争责任的对象领域都在扩大。

　　以冷战结束为转折点，日本关于战争责任的思考进入第四阶段。在这一阶段，曾在冷战体制下受到压抑的战争被害国对日本的战争责任发出了强大的追究的声音，对日本国内追究战争责任的活动也有极大的影响。海外的战争被害者的声音传到了日本，促进了日本大众层面的战争责任的认识与对外交流。冷战时期，战争责任问题常常被保守力量涂上意识形态的色彩，右翼攻击思考战争责任的日本人是被共产党“洗脑”。但在冷战结束后，对人权侵害的问题突出出来。对以“慰安妇”为代表的战争犯罪的追究是把战争犯罪从侵犯人权的角度进行理解。还有一批法律家基于对人权侵犯的立场，不仅思考战争责任问题，而且考虑对战争受害人的“战后补偿”问题，开始了战后补偿的实际行动。

　　总之，战后日本社会对战争责任的追究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也有不同的立场。有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思考，有站在亚细亚主义的民族主义立场上的思考，也有站在女权主义立场、基督教立场或市民主义立场上的思考。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基督教的立场虽然属于比较弱的少数派，但是对天皇的战争责任的问题有独特的重大贡献。其他的各种立场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作用，而女权主义和市民主义在现阶段则起着比较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