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饭菜上桌时，我才发现，他的笑容很有“欺骗性”　　他其实很爱说话。他不断问我英国的情况，仿佛我是被采访者：他问了英国的住房、问了英国的医疗、问了英国人的收入、甚至问了当时中国电视报道的英国首相易人的新闻……他的问题那么多，以至于我无法“翻身”，找不到反问的机会。我心不在焉地回答着他的问题，脑子里却始终缠绕着一个问题：难道当时把吴胜发从熟悉的山乡吸引到陌生的工厂的牵引力，就是促使他不停向我提问的那种对外界的好奇心？

　　离开那家东北菜馆，吴胜发邀请我到他家坐坐。在漫长的夜车路途中，我终于找到了“翻身”反问的机会。

　　不过，我发现，谈到自己时，吴胜发不像询问英国风土人情时那么兴奋，一路上，他的神色和言语似乎一直没有“飞扬”过。

　　吴胜发自己的小家在东莞市寮步镇，离他的工作地点凤岗镇有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因为距离遥远，也因为经常加班，他每周仅仅与妻子和七岁的儿子共同渡过一个短暂的周末，其余时间只好住在工厂的集体宿舍里。

　　“为什么不在东莞城区找一份工作？或者让你妻子来凤岗镇工作？”我反问。

　　“不容易啊，我们俩都很难找到收入、职位类似的工作。”车上光线很暗，看不清他的表情，但我能从他的语调中感觉出他此刻眉头紧锁。

　　“普工容易找，但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收入不过一千来块钱。”沉默了一会儿，他又补充说。

　　“普工”是“普通工人”的简称，没技术，也没“钱”途。而吴胜发现在是凤岗镇一家五金厂的工程师，月薪3500元，妻子则是东城区一家电话机厂的高级技术员，在东莞打工的数百万“农民工”中，能混到这一步的夫妇，实属凤毛麟角，但代价就是“一家两地”。

　　当然，12年离乡打工的代价远远不限于两地分居。吴胜发夫妇是1995年前后分别来到东莞打工的，那时恰好是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的年代。

　　尽管吴胜发在东莞生活了十多年，但他对这个由农村演变而成的城市和举世闻名的“世界加工基地”仍然没有归属感。

　　“你问的是什么？什么‘感’？‘归属感’？”此时，我们乘坐的公交车正在穿越另一个灯火妖媚的城镇，借着迷离闪烁的霓虹灯光，我看清了吴胜发眼中的困惑，“没有，没有。我有的只是‘不安全感’。”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颠簸，我们终于来到了吴胜发全家在东莞市寮步镇租的公寓。吴胜发的妻子吴玉梅正在辅导儿子功课，见我们进门，起身给我们切了一个香瓜。七岁的儿子景辉一边吃着瓜，一边床上床下地跳着：这套一室一厅的公寓，也只有屋里屋外几张床可供景辉跳跃。

　　吴胜发告诉我，这套月租300元的公寓，其实住了五个人：他们一家三口住里屋，外屋则是吴胜发两个侄女的睡处，她们也在东莞打工。窄小的阳台隔了三格，兼作厨房、卫生间和冲凉房。吴胜发说，这是珠三角外来农民工普遍的租住形式，当地原居民在自家宅基地上把房子盖到七、八层高，再分割成鸽子笼般的单元，廉价租给像他这样的农民工。

　　吴胜发对亲友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再干个两、三年就回去”，尽管他在东莞已经干了十二、三年，也未实现他常常编织的梦想：回老家，自己当老板。

　　然而，吴胜发夫妇也没有在东莞买房子。尽管按照他们夫妻俩的收入，他们完全可以向银行贷款购买自己的房产，但他们至今仍然住在这套狭小、简陋的公寓中。

　　“为什么不买房呢？”我问。

　　“在哪里买呢？” 吴胜发反问我，“万一我丢掉了那份工作怎么办？谁能保证我还会找到另外一份收入、地位差不多的工作？”

　　确实，没人能够保证。即使他在此地再住十二、三年，即使他在工作岗位上再“成功”，即使他在此地的社会阶梯上爬得再高，他仍然还是一个没有东莞户口、因而没有相应社会保障的“外来工”。

　　见我沉默良久，他又说了一句大概是为了活跃气氛的话：

　　“趁还能干的年纪，多攒些钱，以后回农村老家盖房子养老吧。”他笑了一下，但笑得很勉强。

　　不知为何，我脑海中突然浮现出袁小兵那篇描写吴胜发夫妇报道中的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