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说庙堂，中国两千年历史中，基本上是五十年一小换，两百年一大换。改朝换代垂直流动最大的就是皇族与游民。前者生命不保，后者有可能做了皇帝，或功臣显贵。朱元璋就是一例。高高在上的帝王与沉沦底层的游民，表面上看相隔云泥，是尖锐对立的，但实际上两者在心态和思考问题的方式上往往是相通的，而士大夫则属于夹心层，会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夹击。

　　庙堂与江湖对立，一个主流，一个隐性。打天下和治天下通常都少不了儒家的一些精神。当然，儒家很多东西说得很好，但只是存在于自己的幻想中，做起来难。如果儒者统治一个以宗族为主体的小国家，几万人，大约还行。因为儒家主要解决的是熟人社会的问题，比如它强调的“知耻”，便是调整熟人关系的。解放初，每个家庭都要拟订“家庭爱国公约”，这是瞎搞，实际上熟人社会是不需要公约的，真正需要公约的是陌生人社会。

　　从秦始皇那时开始，中国就进入一个陌生人社会了，陌生人社会怎么能用熟人社会的办法统治呢？比如五伦，孟子所说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调整的都是熟人关系。而陌生人社会遇到更多的是五伦以外的问题，称之为“第六伦”。这是指素不相识的人之间的关系，调整陌生人之间关系最有效的还是法律。但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人基本上没有什么法律意识，虽然“判决书”上照例说“特依法判决如下”，但“依”的什么“法”，不仅被判决人不知道，恐怕判决者也不知道，因为“文革”中“公检法”已经被砸烂。历史学家唐德刚说当时是“两部法律（《宪法》与《婚姻法》）治中国”。

　　熊培云：中国不断开放，游民意义上的江湖也在不断开放，此过程是否也在孕育危机？

　　王学泰：这个担心是有道理的。封闭时代农民逆来顺受，认为不公平生活是“应该的”。传统社会解体，人们走出家乡，眼界宽了，想法也会变化。为什么近代革命在湖南闹得那么厉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曾国藩将一帮淳朴的乡野子弟带出去当兵打仗，后来，曾国藩功成名就，为避嫌就把军队解散了，这些有见识、对不公正敏感，而且强壮勇武，有功名、没收入的“复员兵”回到家乡，马上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后来湖南帮会林立，山堂香火遍地，就与这帮人有关。

　　熊培云：在庙堂与江湖之间，中国人是否还有其他栖身之所？大家关注这个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