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我们分析了日本战后关于战争责任思考的历史过程，如果以这一历史过程为参照系，《检证》一书关于日本的战争责任的分析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呢？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检证》一书将日本的战争责任加以分解，认为日本的政治军事的指导者、军人、媒体分别对局面的形成应承担不同的责任。这一分析反映了日本社会对战争责任（严格来说是个人的责任）认识的一种意见，据说多数人赞成这样的意见。这种认识的特点一是将责任分解到个人，二是把一般的日本人作为导致战争失败的指导者的“欺骗”对象，以受压制和受欺骗的被害者的立场对战争责任进行的追究。当然，本书也意识到日本国民确实应当从道义层面上对曾经全力支持战争的战争责任进行反思，反省自身的战争责任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发动15年对外战争不仅仅是国家领导人的行为，它更是一场全民总动员的国家总体战。

　　这样的战争责任的追究是不是需要呢？正如渡边先生所说的，从日本人自身利益的角度进行的这种战争责任的思考还是有必要的。渡边先生曾说过：经过战后６０年，可以说加害者与被害者都几乎不存在了。而如果我国对战争责任的所在不进行检证，搞清楚，不清楚政治与道德的责任的话，与有关国家间的历史性的和解就将是长期而困难的事情，相互理解不充分，总是失大于得。

　　《检证》一书对日本的战争责任所进行的分析，使用了战后６０多年来的战争历史研究的最新成果，站在认真思考问题和积极反省的立场，从日本的角度提出的对战争教训的总结与分析，也值得我们重视，是值得肯定的。进行这样的思考与反省，从思想上来说，需要有一个痛苦的过程，但是如果不对具体人的责任进行具体的分析，在日本说“反省”和“谢罪”确实是空泛的，容易流于形式。

　　战后关于日本的战争责任追究的实际情况是：东京审判（包括对乙、丙级战犯的审判）处罚了一批战争领导人和重大的战争罪犯，但对于日本的直接的战争责任者的追究仍然是很不彻底的。导致这种不彻底的原因，一般认为是日本战后处理的特殊性。所谓的特殊性，主要是指战后盟国对日本的占领其实是美国的单独占领，所以战后的处理是以美国的国家利益为第一原则考虑。美国为了顺利地实施占领政策而免除了包括天皇的战争责任在内的重大的战争责任的追究。而在冷战开始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又对日本实施“宽大”的讲和政策，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而与此相反，侵略战争中受害最大的亚洲各国的国际地位却没有得到解决，无法对日本的战后处理施加影响。

　　进入20世纪９０年代以后，围绕战争责任问题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本来是在战后的审判中被掩盖的战争责任浮出了水面，对这些问题的道义的评判同战后初期已经有相当大的不同。例如，细菌战的战争责任不是单纯的违背国际公约的问题，更严重的是日本军队使用活人进行的“人体实验”，只要追究这种具有“超级”的反人道性的行为，作为日本人就必然要受到良心的谴责。而化学战的战争责任也不仅仅是历史问题，因为处理日本军队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已经纳入了新的国际公约的规定，那些化学武器在战后依然在伤害着人们。更典型的是被旧日本军队强征的慰安妇的问题，因经济高速发展而忘乎所以的日本人在韩国进行的“妓生”观光深深刺痛了韩国妇女的战争记忆，在侵略战争及日本的殖民地统治中受到迫害的人们纷纷站出来，要求日本给予赔偿和谢罪的活动，甚至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支持。

　　在这样的背景下，《检证》一书对日本的战争责任的思考是有积极意义的。渡边先生在本书日文版的最后这样说：对于战争责任进行政治与道德性的判断是必要的，这样困难的课题必须要提出来，应由日本人自己首先对日本的战争指导者的政治道德性的责任进行检证。从中确实可以看出渡边先生为代表的一批日本知识分子的苦心。对此，美国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奥维尔·谢尔曾著文说：

　　要让一个国家诚实地面对曾经制造了战争罪行、种族屠杀、无端入侵其他国家，或者曾经虐待和杀害它自己的国民的痛苦事实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日本也不例外。尽管有无数的倡议要审视它的战争罪行，尤其是它对中国的占领，但是迄今为止官方并没有做出这样的举动，而德国人则对他们的战争罪行承担了集体责任。尽管《读卖新闻》独特的公众努力并不是出于政府的倡议，但是可以把它看做是日本所可能进行的一次可以接受的“官方”调查并且做出了适当的道歉。

　　不过，作为中国的读者，我仍想就该书的一些问题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第一个问题是：《检证》一书侧重于追究个人战争责任的方式，与战争被害国的人民把日本整体作为战争加害国的思考角度还是不同的。关于日本的战争责任，我们比较关注的是日本国家的责任，“战争责任”是指发动侵略战争的一方对战争受害的国家与国民应负的责任。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一概念是专门指日本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发动侵华战争及亚洲、太平洋战争的责任。所谓国家的责任，就是应首先明确根据在东京审判中明确的原则，这一责任包括发动战争破坏和平的责任，对平民实施违反人道主义的暴行的责任，虐待俘虏和使用国际公约禁止的大规模杀伤武器等责任。战后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及许多地方的军事法庭被审判的甲、乙、丙级战犯当然应承担“战争责任”，而尽管没有被作为战犯，但许多直接参加过战争甚至违反了上述原则的人，也理所当然地负有“战争责任”。

　　对日本应负的战争责任从国家责任的角度进行的判断有时是需要具体到个人的，这样才便于从法律层面对战争指导者的战争犯罪进行制裁，在这种情况下忽视个人的战争责任是不适合的。然而，单纯地追究个人的战争责任，有强调事件偶然性的危险，是不是有在某种程度上削弱国家战争责任的危险呢？

　　也许人们还记得，战后日本第一任首相东久迩宫曾提出“一亿人总忏悔”的主张，有人认为那也是一种关于战争责任的认识。其实，那只不过是将战争责任分解到每个日本国民的身上，要求全体日本国民为战争的失败承担责任的目的而已。１９４６年３月成立的由币原喜重郎首相领导的“战争调查会”也提出过要对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进行调查的建议。但是，其调查的目的是：“为了后世让国民们可以借鉴反省并心服口服，希望能完成一个强有力的报告”，而调查的原则一是为了明确战争败北的原因和真相，二是不包括追究战争犯罪者责任。据说调查委员中曾有人提出过要求声讨“开战责任”，但是被否决了。可见，这种战争责任的追究更强调的是对战争失败的技术层面的问题。正因为如此，苏联代表认为“日本政府是为了在下一次战争中绝对不败北而在进行战争计划的准备工作”。

　　所以，如何处理个人责任与国家责任关系的两重性，是战争责任的追究是否能够深入，中日历史问题能否得到解决，中日关系能否得到改善的大问题。应当把战争指导者的责任放在政治系统和政治集团的大环境中进行分析，明确地区分战争指导者与国民的战争责任。相对来说，对战争指导者的责任的追究应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对指导者的战争责任的分析和对国民的责任的分析，最终还是要归到日本作为国家的战争责任的分析。

　　需要指出的第二个问题是：《检证》一书在对各种人物的战争责任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后，基本归纳为政府首脑的“缺乏国际感觉”和“纵容军部独断专行”，军事指导层的“一系列的判断错误”，军队官僚的“鲁莽行事、介入政治、歪曲国策”等等，而普通的日本人则是受这些官僚与军人的愚弄，甚至天皇也是被这些人架空。应当说，这些人的责任当然都是存在的，问题是单纯从日本人被“欺骗”的角度对战争责任进行检证是否全面与科学，是否能够将真正的战争犯罪责任进行彻底的追究。许多学者已经指出了：战后对日本国民层面的战争责任的追究几乎完全被忽略了。日本国民俨如旁观者，忽视了自己参与战争的责任。即使讨论日本国民的战争责任，也压倒性地将其局限于日本国内问题，仅仅从日本国民的战争受害立场上认识战争责任，极其“缺乏对其他民族的责任意识”。《检证》一书仍然缺乏从正面谴责日本作为加害者的战争行为的立场，所以想得到战争被害国国民的积极认可是有一定难度的。其实，战后日本国民站在被害者立场上对战争责任的“检证”还少吗？广岛、长崎的“原爆资料馆”自不待言，遍布日本全国各地的和平资料馆其实都是在对战争进行谴责。然而，为什么日本仍然在国际社会留下了缺少反省的印象呢？这一情况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入思考。日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走过了战后的半个世纪，以致到冷战结束后的20世纪９０年代，许多日本人发现在这一问题上竟然面临着战后政治选择的十字路口。

　　第三个需要指出的问题是警惕“无构造历史观”的影响。所谓“无构造历史观”，是指在研究历史问题的过程中，以进行微观的实证研究为理由，强调各事件之间的非连续性、偶发性、外因性，而回避诸事件之间的必然的联系与事件的必然性。以中日关系为例，有的学者不把明治维新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政策以至发动战争看做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系列有前因后果的必然行动，而是孤立地研究这一过程中的具体事件，所以在他们的笔下，对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等都只有歌颂，而没有批判。《检证》一书中对许多历史过程，就比较侧重从偶然性的角度进行分析。比如多次讲到“卢沟桥事件本身是偶发性极高的事件，如果冷静地加以处理，全面战争的危机是有可能得到回避的”；又比如不止一次地强调推荐东条英机出任首相的内大臣木户幸一的错误选择导致了日美开战。在许多具体问题的分析上，给人的感觉也是在强调战争失败的战术原因。曾经有日本学者将日本之所以战败的原因归咎于６次日美间决战的失误，如没有料想到美军航空母舰出现的中途岛海战、错误地判断美军全面反攻时机的瓜达尔卡纳尔岛作战等。《检证》一书的论述角度也与之相同。人们不禁要问：如果离开对战争性质的判断，离开对战略决策是否科学的判断，单纯从技术性的战术角度思考战争失败的原因能够成立的话，那么追究战争责任又有什么意义呢？

　　从近代日本的发展过程来看，用偶然性显然是不能科学地解释历史的。正是从这样的无构造的历史观出发，《检证》一书在对日本的战争责任进行论述后，从另一角度肯定了木户幸一、铃木贯太郎、东乡茂德、米内光政等人的所谓“和平的努力”，也批评了“围绕昭和战争的美国与苏联的责任”。站在真正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的立场，《检证》一书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显得有些不伦不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