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三国演义》里倒是有，但更多的只是心机与权谋。

　　王学泰：《红楼梦》就不一样。整体来说，只有满足了温饱之后，人们才会注意精神上的追求。当然，独立的心灵空间在文人士大夫世界里是存在的。《易经》里就有“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说法，后来衍生出老庄学派，有了对功名利禄的拒绝。“江湖”最早见于庄子，虽然指的是江河湖海，却有广大无边、自由自在的意味。庄子感慨涸辙之鲋，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但若没有宽阔的江湖，就不可能“相忘于江湖”。

　　熊培云：应该说，科举制度是读书人不入江湖而跻身庙堂的重要途径。黄仁宇先生说中国“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成千上万的农民，其组织以淳朴雷同为主。中层机构简单……上下的联系，依靠科举制度。”他称之为“潜水艇夹肉面包”（submarnesandwich）。您如何看待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王学泰：应该看到，科举制度形成了一个与皇权相抗的文人集团。虽然科举制度始于隋唐，但是真正发展起来还是在宋朝，全凭试卷说话。唐朝科举有点像文革时期选工农兵大学生，试卷与推荐相结合。是否能中进士，取决于考生在长安的声望，而声望的形成有赖于豪贵名流的推举。如顾况之于白居易，玉真公主之于王维。但到了宋朝就不一样了。誊录、糊名、回避、锁院等制度设立，考生基本上凭考卷定去取。三代内没有做官的考生占到了40%以上，打破了贵官豪门对于仕途的垄断。科举出身的官僚在庙堂占据优势的时候，必然会形成一个无形的集团。宋代皇帝有“与士大夫共天下”的明确意识，宋代士人有派别，但没有相互的杀戮，士人与朝廷合作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