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集权时代面临革新质疑的董康，顶了六年唾沫星子之后，苦撑了六年困局之后，面临的是帝国体制的崩解，这算是一种不可抗力的大解脱。在共和时代面临裁员质疑的董康，饱尝一顿拳脚之后，大不了一走了之，也算是一种自求多福的小解脱。可刊刻戏曲书籍，不但东抄西借、南买北购，花去一大堆银钱之后，黑纸白字的书册还要接受各界（诸如曲学界、藏书界、读者）的品头论足，指摘批评。这种看似专业的文化质疑、看似温文尔雅的“软”质疑，将使“董康”这个符号在学术江湖中继续漂泊，无从解脱。即使董康本人对此毫不介意，甚至于生前毫无耳闻。

　　董康刻本《石巢传奇四种》

　　董氏刊刻了众多戏曲类书籍，让有的评论家认为不可能单单是因为个人兴趣，一定是某种出版策略使然，董氏在这些人眼中俨然狡诈书商。而有的读者则抱怨董氏所刊刻书籍价格太高，无法承受，更加重了“奸商”意味。这些批评或许都是隔靴搔痒，因为董氏刻书无论是个人癖好还是牟利之图，都无可厚非，即便是放在还有凌迟之重刑的集权时代，这也属个人自由、雅好而已。至于说到价格高低，则难存至理，价廉物美者书肆中尽有各类石印、铅印、刻本供诸君挑选，为何偏要去挑董氏刻书？无非是刻精墨佳、纸白装美罢了，黄裳先生常讲的那句“欲求善本、必出善价”的名言即是至理。

　　反过来说另一种批评。貌似平和、非关价格皮毛、直指书籍内容的“专业”批评，往往更具长时间的穿越能力，影响更多的跨时代人群。著名藏书家郑振铎针对董刻《石巢传奇四种》的批评，可谓“独树一帜”。

　　郑振铎在写于抗战期间的《劫中得书记》中对董康所刻书籍予以了间接批评。批评是专门针对《石巢传奇四种》的，评曰：

　　春灯谜明阮大铖撰二卷四册

　　阮氏之“燕子”“春谜”，余于暖红室及董氏所刊者外，尝得明末附图本数种，均甚佳，惟惜皆后印者。陈济川以原刻初印本春灯谜一函见售。卷上下各附图六幅，绘刊之工均精绝。余久不购书，见之，不禁食指为动，乃毅然收之。董绶经刊阮氏四种曲时，其底本亦是原刻者。原书经董氏刻成后，即还之文友堂；后为吴瞿安先生所得。瞿安先生尝告余云： 董本谬误擅改处极多。他日必发其覆。今瞿安先生往矣，此事竟不能实现！原本仍在川滇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