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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小说,杀死鬼子
发布时间:2014/10/18  阅读次数:3735  字体大小: 【】 【】【
于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是在他去世后近20年来包括日本社会在内国际社会比较关心的问题,也产生了许多的研究成果。由于目前披露的历史资料仍然有限,何况在国际社会这仍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我在此并不想对《检证》一书中关于天皇战争责任的分析进行评价,但是想借此机会介绍一些近年来关于天皇战争责任研究的成果。

  1989年昭和天皇去世前,日本媒体关于天皇的形象是:他根据自己的意志所作的政治决定只在几个特别的时期,那就是田中义一的辞职、“二二六事件”和“终战”,其余的时候则是作为“立宪君主”,根据大臣们的辅弼行事。这一建立在战后日本主流思想中的天皇的形象在其去世之际在大众中再次被宣传。然而,从那之后这种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天皇去世前后公布了一系列记录天皇具体言论活动的宫中近臣和政府的高官们的日记等新史料,其中以内大臣牧野伸显、侍从次长河合弥八、侍从武官长奈良武次、小仓库次等人的日记为代表,当然也包括《昭和天皇独白录》等与免除天皇战争责任有关的新史料。这些史料对搞清天皇的战争责任的研究有很大的促进,使其政治行动进一步地具体化和明确化了。于是,天皇与政治问题基本无关的不自然的形象开始发生了变化,尽管仍没有比较一致的结论,但总的来说关于天皇的讨论更加趋向客观和自由。

  日本天皇去世以后的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曾经获得普利策奖的美国学者约翰·大卫的《战败》和赫伯特·比克斯的《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新华出版社出版)等。这些研究再次强调了以下的认识,即:把天皇描写为对辅佐他的人尽管不满意也只能做出“裁可”意见的“立宪君主”的形象,从而免除天皇的战争责任,是以维护“国体”为目的的日本的政治统治层和为了使占领政策得以顺利的实施而利用天皇的权威的美国政治上层双方意见一致的战略合作的产物。

  《检证》一书似乎并没有或者并不赞成上述对天皇的形象的改变,因此基本没有对那些新的研究予以考虑,仍然在强调“天皇其实没有统帅权的实质性权限”。但是我们看到有的日本学者已经就美国学者的意见做出了反应。一些学者认为:近代的天皇制中,天皇是作为与复杂的多元性的国家(辅弼)机构对抗而存在的,而形式上又是国家意思的最终的裁决者,这两方面特征构成了天皇制的政治体制。近代的天皇,基本上是在辅弼的基础上行动的受动的君主,但是又有在一定的限度内的根据自己的意志行事的拥有亲政权力的能动的君主。也有学者则提出许多史料,证明在各种关键时刻,天皇不仅参与制定战略,决定战役计划,选定时间等,而且还对进行中的现地军事行动进行干涉,以至于没有他的干涉,某些变化根本就不能发生,而且这样的行为不在少数,有时甚至每天如此。他还监管,甚至偶尔评论方面军司令向下属部队发布的命令,尽管不能确定他做到了什么程度。

  《检证》一书认为天皇“一直是在立宪国家的君主权限内活动,对于内阁的意见,一般不表示反对”,但是包括日本学者在内的国际上的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天皇对军事的强烈关注的事实,说明他是能动的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作出判断和决定的君主,可以干预重要的政治、军事的决定。赫伯特·比克斯教授也认为“天皇是解决政府指导者间的争论,促使其形成一致意见从而产生行动计划的过程中的当事者”,而在“作为日本多元主义政治的领导层的一员参加”的时候,他的作用是作为“皇室的家长”的基本立场而行动的。也有许多研究证明:很难说是政府被军部拖入了战争。准确地讲是近卫在陆军中一派的支持下,决心利用一个小事件,实现惩罚中国军队,巩固在北京、天津地区控制的大目标。在这一点上,近卫得到了的天皇的支持。天皇中止度假回到皇宫,认真听取了情况汇报。

  事实上,自日本投降后,就有许多知识分子对天皇制与天皇的战争责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著名的政治学家丸山真男的《超国家主义的理论与心理》一文,从天皇制压制了主体性的角度加以批评。不过,他自己承认,尽管这是他经过半年多的痛苦思考而提出的结论,但是并没有触及天皇制的核心问题。他认为对于许多问题的疑问,一直持续到昭和天皇去世的1989年。加藤周一在1946年专门写了《论天皇制》的文章,指出天皇制是“剥夺了个人的自由和主体意识,使人们缺少责任感,从而道德颓废”的原因,因此是必须废除的。中野好夫则说得更明确:“如果对天皇制永远持暧昧态度的话,日本人就永远没有自己的政治能力,很可能是半永久性地处于未成年阶段”。针对有些保守派认为是天皇抑制了军部的力量而决定投降的,并将此作为拥护天皇的理由的主张,中野分析说:“其实这恰恰说明了国民的政治力量的虚弱,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这一现象暴露出我们的国民政治素质处于未成年阶段”,所以,只有废除天皇制才能使国民的政治素质提高。

  之所以举出上述学者的观点,是想说明关于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无论是战后初期还是天皇去世后,都已经有了相当多的研究与讨论,对于这些研究与讨论,似乎不能无动于衷。既然讨论日本的战争指导者的责任,就无法回避天皇的责任。如果根据所谓的明治宪法认为天皇是被限定了权限的最终决策者,如果确认了无须追究也不能追究其战争责任的体系,所谓的政治指导者的政治责任究竟在哪里呢?日本的许多学者认为:正是在这一问题上的暧昧,导致了日本国民关于战争责任认识的浅薄。他们还认为:战后日本国民对战争指导者的追究,充其量也没有超过追究所谓“君侧”的水平,所以才出现了政治家为其公然参拜靖国神社寻找种种理由的奇怪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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