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的成功使得权力和平转移，不必以屠戮大臣为代价。由于儒家的教诲与陶冶，士人长期分不清楚自己做官究竟是为了荣华富贵，还是兼济天下，这里既有幻想，也有利益。我认为近百年来知识界卷入革命如此之深，而且是前赴后继，一个接着一个，与知识分子的“失职不平”密切相关，这么多人“失职不平”与科举制度的废除密切相关。科举制度结束后引进了现代学校制度，这是以工业化方式批量生产毕业生。它是适应工业社会的，但是当时的中国没有形成相应的产业规模，成批毕业生出来后无业可就。而作为知识人的习惯是“做官”（或说管理公共事务），于是许多大知识分子奔走豪门，做军阀的幕僚，小知识分子要想出人头地，则走一条非常之路。1905年废除了科举制度，实际上造成了知识分子的革命。

　　熊培云：王蒙在《〈三国演义〉里的前现代》一文中谈到：一些三国故事，颇有浓厚的黑社会黑手党故事意味。上来就是“桃园三结义”，典型的黑社会做法和黑手党语言“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一副盗匪的亡命气。请问，庙堂与江湖对社会成员的控制有何异同？

　　王学泰：儒家较重视长远利益，庙堂自西汉以后通常是“外儒内法”，儒家思想多少对皇权还有约束。因此虽然皇权也专制，但想到子孙还是有些通融之处的。而江湖是大哥专制，他们处在隐形状态，面临的风险更大，专制力度更大，也更容易走极端。例如洪门成员虽然常说“哥不大，弟不小”，但实际上“大哥”是受会众崇拜的。臣民崇拜的皇帝只是个符号（很遥远），而后者却很具体。比如李逵对宋江的崇拜要比百姓对天子的崇拜更为狂热具体。在大哥专制形态下，熟人社会和生人社会的统治兼而有之。

　　熊培云：不过，皇权社会专制到了极致，与大哥专制并无二致。比如敢于到南洋创业的人，一旦在外面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或者被人粗暴地杀害，中国皇帝会认为臣民离开本土本来就该死。这个传统可以上溯到姜子牙时期，当时有臣民想到小岛上自耕自足，姜子牙认为这人不配合当时的周王，就把他给杀了。现在我们讲国家应该是自由人的联合，但上面的这种国家逻辑却意味着国民想“退出国家”，或像古罗马平民一样用脚投票（另一种意义上的“金盆洗手”）几乎是不可能的。到了近代，众所周知的是，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不仅钳制民权，也直接导致了清帝国的衰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