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与董康《石巢传奇四种》同一年面市的还有刘世珩的暖红室汇刻剧曲丛书中的“燕子笺”与“春灯谜”两种。1919年同时刻印出版的这两套书，后来被藏书家们视为民国版刻的“双子星”，皆是佳作之代表。而郑振铎因其不是明代原刻，而颇为遗憾，因为以郑氏的藏书阅历，肯定是要寻求原刻本，而非后世的这种覆刻、新刻之本。这是藏书家的追求，原本无可厚非。

　　暖红室本《石巢四种》春灯谜之版画

　　暖红室本《石巢四种》燕子笺之版画

　　但这段评语另有三个重要指向，一是关注原刻本书前的精美版画；二是根据吴瞿安（即吴梅）的说法，也认为董氏刻本谬误极多；三是吴梅死后，认为自己可以先从“春灯”一剧开始，纠正董氏刻本的谬误。除却原刻本版画的可遇不可求之外，第二、第三个指向都明确指出了董氏刻本的问题所在，即“谬误擅改处极多”。事实是否真如郑氏所言？

　　首先考察郑氏所笃信的吴梅观点，源出何时何地？从吴梅1931-1937年几乎不曾间断的日记中，没有发现吴梅对董康的直接评价，甚至于连“董康”这个名字都未曾提及。可想而知，二人交谊淡薄，可能没有深入接触过。吴梅这七年日记中，事无巨细地多次提及友人交往、曲学观点、版本考证等诸多文人琐事，甚至于连家中被盗一只炒锅、坐人力车忘带钱这种事都记录进去，却唯独没有提到董康这个理应有所耳闻的同时代“达人”。

　　吴梅日记唯一提到与董康有关的，仍然是董氏刻书，只不过仅仅是作为吴氏藏书书目之一项而一笔带过。为避日军战火，吴梅千辛万苦从苏州老家抢运出来部分藏书，其中除了董氏名刻《杂剧十段锦》、《盛明杂剧》初、二集之外，还有他在1928年为之作序的经董康校订的《曲海》。除此之外，吴梅于董康其人其事、其书其学均未置一辞；而现存的吴梅信札中，也未见到吴董二人的通信纪录。

　　郑氏所言的“后为吴瞿安先生所得”的董康刻书底本之原刻本，吴梅本人也的确颇为珍爱，对《石巢传奇四种》每一种传奇均作有长篇题跋。题跋中钩沉稽史、论曲谈词，也曾语涉当时曲学界、藏书界多人，诸如刘凤叔、刘世珩、王季烈等，但偏偏也没有提及董康。然而，值得注意的却是，即便是原刻本，吴梅对其中的三种传奇所用到的北曲词律，也提出了诸如“平仄未谐”、“皆不合规律”、“究非正格”的批评，说明原刻本还是“终有错误”。那么，郑氏提到的“余今得此本，如有力时，当先从事于‘春灯’一剧之‘发覆’也”云云，又如何“发覆”？既然原刻本都“终有错误”，郑氏又依据什么去纠正董氏刻本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