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情形，说明什么呢？第一，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和欧洲人开辟海上航路，在起初两个多世纪里，获益最大者之一是中国；第二，贫银的中国能够实行银本位制，作为硬通货的白银主要来自域外，尤其来自拉丁美洲；第三，从明中叶至清中叶，政府的税收、市场的流通和私人的储银，依赖对外贸易，尤其是东南沿海的民间对外贸易，其程度远过于人们的想象；第四，至迟从十五世纪起，中国作为世界若干种高级消费品的主要供应国，因而作为世界头号商品出超大国的地位，曾保持三个世纪；第五，从那时起，中国的经济与世界的市场便绑在一起了，二者联系的紧密程度尚待研究，事实则无可否认。

　　这些事实，早为中国有识之士所感受。晚明到清初，屡屡出现“银荒”，投入流通领域的白银减少，银贵铜贱，物价上涨，财政支绌，民不聊生。不少学者和官员寻根究底，便发现原因既在于长期内战和政府腐败，破坏了商品生产，导致商品出口锐降，也在于统治者出于短视而厉行“海禁”，破坏了对外贸易，更其是民间贸易，使域外白银无法流入国内。清初顺治、康熙间为了对付台湾郑氏政权，实行“迁海令”，封锁东南海疆二十余年，造成长期银荒，直到解除海禁，白银再度内流，这种现象才逐渐缓解，便是显例。

　　在货币即财富的观念支配西欧舆论的重商主义时代，那些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国家，当然不能忍受这种长期的贸易逆差，一直设法改变，都不成功。在把大量白银送往中国的竞赛中属于后起者的英国人，却最先发现只有一种“商品”，能够代替白银来换取这个东方帝国的最佳物品，茶叶、丝绸、棉布、皮货、瓷器等等，那就是鸦片。

　　首先向中国输入土耳其、印度鸦片的是葡萄牙人，但数量既少，用途也属于药品。一六○○年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建立后，立即与葡、西、荷等国商人争夺中国市场，但在一个世纪里，除了白银，他们的货物都无法被中国人所接受。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这个公司于一七七三年开始策划对中国进行鸦片贸易，组织武装走私，并在印度建立毒品生产的垄断组织；这个毒计获得了成功。一八○○年输入中国的鸦片已较三十年前增加了十倍，三十年后又翻了十倍以上，并在继续猛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