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郑氏整理戏曲文献以来，颇为后世称道的有一部《清人杂剧》。即使是这部以整理清代杂剧文献为初衷的纯影印资料，出版者郑氏本人的意愿也非常明显，实际上也存在着“擅改”的因素。其在凡例中声称的各项原则来看，也有颇值得推究和“发覆”一番的。

　　譬如“凡例”第三条称： 眉评尾批，有类赘瘤；音释之作，亦嫌多事。编者于此概不染指。惟原本具有评释者则亦不加刊削。眉评尾批，往往是一种著述内容研究、版本考证方面所需的重要补充，一概而论“有类赘瘤”，恐怕还是有失公允。而“音释之作，亦嫌多事”则于曲学而言，完全是外行话了，因为传奇、杂剧底本标注的“音释”，往往是演唱曲词的重要标示，至少也是平仄谐律的一个提示，如果这属于“多事”的话，那么郑氏影印清代剧本之举则亦属“多事”。郑氏随后补充的一个声明，惟原本具有评释者则亦不加刊削，也让人莫明其妙。一方面说明了郑氏对原本的重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郑氏对原本的迷信，为什么后世的评释就“有类赘瘤”、“亦嫌多事”，为什么原本无论什么文字信息都弥足宝贵？事实上，自明清以来，传奇杂剧的后世评本系统成为戏曲文献校勘、文化研究、曲学研究的重要资源，诸如《西厢记》王评本、凌评本；《牡丹亭》三妇评本、《红拂记》李卓吾评本等，都是学界和藏书界公认的善本与珍本。而与郑氏同时代的曲学家吴梅、刘凤叔、王季烈等也多次订正古谱旧本，将那些“终有错误”的原本一一订正之后，古剧本才能够搬上戏台，加以更好地敷演与演唱。这样看来，郑氏本来还是“藏书家”本色居多，于曲学门径只能是多见多闻，自认为有些经验而已。要做到“发覆”一事，恐未能胜任。试问本来即是曲学外行，即或董康所刻皆是外行货色，外行“发覆”外行，无疑终是痴人说梦。

　　有意思的是，在吴梅唯一一篇关于董康刻书的文字中，曲学大师对其还是给予了比较温和的赞扬。在董康竭力搜求的各类曲学书籍中，有一种久已佚失的内容丰富、品评精简的《曲海》。此书在历经多次校勘，终于付梓之际，吴梅于1928年7月为之撰序。序言中吴梅认为董康虽然不是此书的原作者，但其搜求之苦心、校勘之勤力，“盖不没文旸（是书原作者）搜集之盛心也”。吴梅还感慨说，“余与廷尉（即指董康，‘廷尉’，为掌刑狱官职之古称）生有同耆，二十年奔走南北……”最后对董康给予肯定说，“使无文旸、廷尉，先后为之董理，不独昔贤撰述，不可得见，而元明清三朝文献所系，不更巨且大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