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一次的换届让王强有些坐卧不安，心里跃跃欲试，却又无可奈何。他在建设部门负责信访工作近十年，整天都是在争吵和打架中度过。他最痛苦的事情就是无论怎样放慢脚步，最终都会迈进办公室的大门，而迎接他的永远都是充满敌意的眼睛。人家说警察是马路吸尘器，他觉得自己就是健身房里的大沙袋，任人捶打，所有人的怨气都冲着他来，弄得他东倒西歪，整天心情都不好，别人在生活中维权，他却在维权中生活。但仔细想来，他又觉得这些事和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有一次他参加朋友父亲的葬礼，看到了那里的看门人抑郁寡欢，这让他有所顿悟，他想到自己其实就是那个守门人，别人的表情自然成了他的脸谱，在别人的哀伤面前自己怎么可能快乐得起来呢，否则就是对人家的不尊敬甚至是亵渎，他的不幸不是自己造成的，是别人造成的，只要离开这个地方，一切就会改观。他真不知道自己这十年是怎么过来的，他甚至钦佩起自己的忍耐力来。

                这段时间，他每天上班都能看到大街小巷张贴着搞好换届选举的标语口号，市领导还在电视台接受专访，组织部门还专门给领导干部印发了换届工作的小册子，无非是让大家熟知换届纪律，禁止跑官要官，保证换届风清气正。像这样大张旗鼓唯恐大家不知道似的宣传他还是头一次经历过。干部换届就像农民春耕，总是让人充满了希望和渴盼丰收的猜想。他对照换届文件衡量过自己，觉得自己无论从学历、资历还是阅历是有条件动一动的。问题是岗位少，而谋求者众，大家就存在竞争关系，这和市场经济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他想自己拿什么与人竞争，能拿那些摆在明面上的东西吗？当然不能。他深知自己人脉不行，市领导可能都不知道有他这么个人，怎么会提名他呢？他也想到了利用关系曲线救国，可他在脑海里把自己的亲戚朋友像放幻灯片一样过了一遍，也没有发现什么有用的线索。这让他有些泄气，看着别人公开半公开地活动，甚至有关于某人有可能到某个部门任职的传闻，他恨自己无能，恨这个社会不公正，恨换届纪律都是骗人的，都是给他这种只会干活不会跑关系的老实人制定的。有一次，当班子里有人暗示他投某某人票的时候，他有了写匿名信揭发这种不耻行为的冲动，他甚至想象着纪检部门来调查，并给予了当事人撤职处理。这让他很兴奋，觉得组织上还是公正的。可当他冷静下来一想，不能写信，告状者可恶成了他工作的思维定式，他每天接待的都是告状者，是他们让他生活得不爽。历史的经验告诉他，告状没有好果子吃，维权打碎了威权，你胜利了没有人为你喝彩，因为只有你一个人赢了，大家输了，你成了胜利的孤独者。大家不会容忍一个定时炸弹在身边，大家会像躲避瘟疫一样躲着你。就在这种纠结中，换届一天天临近，而他却毫无作为。

                这一天，他怀着极坏的心情照例走进他的办公室。迎接他的是一个中年妇女，穿着干净。戴着眼镜。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她的眼神，显得很深遂，似乎能洞察人的心理。他示意她坐下，她试探性地坐在沙发上，像是很不舒服的样子。这一切看在他眼里，示弱是上访者惯用的手段，他太熟悉了，也有些麻木了。他把自己每天接待上访者看作是演戏，双方斗智斗勇，最后决胜的关键是耐心。他猜测她接下来可能就是煽情了吧，这多少有些像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朱军访谈节目的套路，那就试着感动我吧，他在心里暗想。那位中年妇女开口了，她说自己儿子得了白血病，为了给孩子治病，她花光了所有的积蓄，把唯一的住房也卖了，亲戚朋友也借遍了，还得到当地政府和好心人的帮助，但最终还是没有挽回孩子的生命。孩子去世后，她精神几近崩溃，又没有住房，只得在哥哥家借住，很不方便。现在侄子要结婚，需要住房，我怎么还能占着不走呢？可我往哪里走呢？其他亲戚倒也能容我，但我不能总是寄人篱下呀，可我现在收入低，靠着政府的低保生活，如果离开亲戚的帮助就得露宿街头。怎么办呢？大家就给我出主意，让我找政府帮助解决困难。可我不到万不得已不想麻烦你们，因为孩子生病那会儿，政府没少帮助我，社会上的一些好心人也伸出了援助之手，人都是有尊严的，我不能拿着苦难到处乞讨，同情的饭菜可以吃一顿，但不能总这样。可房子很贵，我也买不起，就想能不能有廉租房让我安身。

                听完这位中年妇女的讲诉，他沉思了一会，问道：“你这种情况确实值得同情，你申请过廉租房吗？”她从他的态度上似乎看到了一线希望，便立即说：“申请过，可工作人员说要排号，因为每年建设的廉租房不多，不能满足所有人的要求。可我已经等了一年了，问过几次，始终就是那句话，再等等。我不是不能等，我也不愿意可政府添麻烦，但当我看到身边许多条件比我好的人都得到了房子，我就心里不平衡了。”

                “情况千差万别，不能从表面来看条件好与坏。现在住房需求确实很大，一时半会满足不了要求，总得给政府一些时间。政府财政困难，民生支出又很大，拿不出太多的钱用于廉租房建设，没有办法，只好通过让利强制开发商配套建一些房子，因为没有什么利润，他们积极性不高，有的工期拖得比较长。”他摆弄着签字笔，上下翻飞，不耐烦地把这个背得滚瓜烂熟的答案发射了出去。

                “但我不能无限期地等待下去呀！什么时候是头呀！”她有些不满意他的回答。

                “你可以在外面自己租房子，政府会给你一定的补贴。”他答道。

                “外面的房子很贵的，而补贴又很少。我一个月算卦又挣不了多少钱？能不能把我往前排一排。”她开始乞求道。

                “你刚才说什么？你是算卦的，有人信吗？”他一下子提起了精神。

                “怎么说呢？很灵的。我和他们摆地摊算命的不一样，我只是晚上算，而且也只一卦，这样比较静，也算得准。”她不解地回答。

                “都是些什么人找你算卦？”他对这个问题的关注程度明显超过了房子问题。

                “什么人都有，当官的，经商的，出苦力的，三教九流。”她答道。

                “你是看面相，还是用生日时辰推算？”他继续发问。

                “结合着看，同一个生日时辰的很多，但长得完全像的人却很少，所以必须结合来看。”她困惑地看着他，不知道话题为什么转向。

                “有道理。”他本来在心里默念，却不小心说了出来。

                她意识到了什么，立即抓住这灵光显现的机会说：“我看您似乎有事，如果需要的话，我给您算一下吧！”

                “不能搞封建迷信这一套。”他为自己的心事被对方看穿而十分懊恼和责备自己，但又不禁抱着点希望，怕她就此拒绝。

                “有些事还是要信的，指明了路总比摸黑走强啊。我晚上回家给你算一下吧，明天再来找您。”她相信自己找到了降服他的法宝。

                “这是我的生日时辰，尽管我不信，但你还是试试吧。”她在说话的当口，他已经把自己的生日时辰写好了交给她。

                他像送串门的亲戚一样把她送出办公室好远，还在走廊里与同事们打着招呼。这种情况实属罕见，但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回到办公室，给下边具体负责分房事务的职员打了电话，并询问了很久，还在纸上记了点什么。

                第二天，这位中年妇女来到了他的办公室，他热情地接待了她。

                他一边倒水，一边说：“今天有个会议，怕你来扑个空就给推掉了。”

                中午妇女连忙说：“不好意思，是我耽误了您的工作。”

                “没关系、没关系，你说吧，什么情况？”

                “我是来要房的，你知道的。”她有些不知说什么？

                “噢，我知道，我的情况怎么样？”

                她这才恍然大悟，忙不迭地说道：“啊，是吉卦，你应该近期有步，肯定会高升的。”

                他脸上的阴霾一扫而空，但还是尽量控制自己的兴奋，压你了声音说：“怎么可能，我都在这个岗位上工作十年了，群众倒是认识一大帮，可领导未必认识我。”

                “自有贵人相助，这种事情都是有人帮的。”她解释道。

                “谁会帮我呢？”他似乎陷入了绝望，开始和她诉起苦来。

                她不知说什么好，只说“一定会的，一定会的。”

                “你肯定这次会调动吗？”他把她当成了救命稻草，用近似乞讨的目光看着光，希望能从她那里得到再肯定不过的回答。

                “一切都是命，好运也和坏运一样，躲是躲不过的。”

                “也许是吧！”他嘀咕着。

                临走时，他告诉她，关于她的房子他已经和下面打了招呼，会很快解决的。她千恩万谢地走了。

                他回到办公室时才想起应该问得细一些，比如贵人是谁，什么时候出现，调动方向是哪里。“算了，一切都是命。”他自言自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