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城市化和农村工业化都是浙江未来发展亟待加强的方面,而实行二者的联动发展,改变以往的相互掣肘状况,则需要进行制度创新和政策导向,以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促进农村资源和生产要素向城市流动集聚,实现城乡协调和一体化发展。
关键词:农村工业化；城市化；联动发展

        从经济社会发展走向分析,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所创造的市场需求和供给潜力,是未来浙江经济快速增长的基本动力源。其中,城市化的加速推进是经济社会结构变化最主要的特征,是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重要出路,有利于从根本上促进资源和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因此,从现状和未来分析,城市化是组织浙江农村工业化的必由之路,也是浙江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一、浙江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非均衡发展的问题和原因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村工业迅速发展,逐步走出了一条有浙江特色的农村工业化道路。但是,随着浙江经济发展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农村工业化所累积的机制性、结构性、素质性矛盾和问题越来越突出,特别是农村工业的低组织化程度和浓厚的乡土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大省”的脆弱性。1998年浙江人均GDP虽然达到1350美元,但由于突出的城乡二元结构、迥异的体制背景和特殊的工业化道路,与国外通常的工业化发展模式偏差很大。以工业化进程常用的人均收入水平相对应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城市化水平等主要指标比较分析:从一、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看,浙江1997年实绩分别为13.7%、54.1%、32.2%,而世界银行给出1991年中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分别为14%、35%、51%。浙江第二产业比重之高和第三产业比重之低超乎寻常。从一、二、三产业就业人员比重看,浙江1997年分别为41.3%、30.9%、27.8%,而世界上100多个国家人均GDP1000美元时平均水平分别为28.6%、30.7%、40%。浙江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与世界同等收入水平国家相近,但第一产业就业比重畸高,第三产业就业比重较低。从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看,浙江1998年为35.4%,中低收入国家平均为53%,浙江比重显然偏小。由此可以看出浙江工业化进程有两个突出现象:一是产业结构转换远远快于就业结构转换,二是城乡人口结构转换又明显滞后于就业结构转换。这是二元经济结构的突出表现,是城市化滞后的反映。

        (一)浙江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主要表现浙江城市化滞后既有总量问题,更有结构问题。

        除总体水平不高外,主要还是大中城市过少,小城镇过多造成的城市结构不合理,中心城市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不强,以及“村村象城镇、镇镇象农村”的低水平建设问题。具体表现在:1.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从1997年浙江、江苏、辽宁、广东、河北、山东和福建等沿海部分省市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看,浙江居于首位,为48.62%,其它依次为江苏45.15%、辽宁44.19%、广东43.18%、河北43.03%、山东42.56%、福建36.40%。据测算,上述省份1997年相应的城市化水平大致为35.4%、29.40%、54.26%、41.35%、23.15%、33.95%和24.68%,浙江处于第三位。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相应系数(城市化水平/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看,辽宁为1.208、广东为0.985、山东为0.798、浙江为0.709,处在第四位。

        2.城市化对工业化带动不强。长期以来,浙江经济发展走的是一条粗放型的工业化道路。“低、散、小”成为浙江工业经济增长的主要特点,乡镇企业、农村个私企业在迅速发展过程中,受户籍制度、财税体制、土地政策、行政干预等因素影响,无法接受城市化导向,农村工业化的就地性明显,乡土气息浓厚,以致出现了“镇镇象农村,村村象城镇”的城镇化局面。这主要反映在城镇建设缺乏长远的规划,功能不清,定位不准,产业层次单一,地区之间的互补性差。城镇在人口和生产要素集聚、生产与生活方式对周边农村的影响和辐射等方面,都离城市化的要求存在相当大的距离。

        3.大中城市数量少、规模小、品位低。从1997年沿海部分省市大中城市的构成看,人口在200万以上的城市(系非农人口,下同),江苏和辽宁分别有1个;人口在100—200万的城市,山东和辽宁分别有3个,河北有2个,浙江只有1个;人口在50—100万的城市,山东、辽宁分别有5个,广东、河北和江苏分别有3个,浙江也只有1个;人口在20—50万的城市,广东有27个、山东有19个、江苏有17个、辽宁为8个、河北为8个,浙江仅6个。从1995年各大中城市非农业人口平均规模看,特大城市广东为316.67万人,江苏为226.02万人,山东为156.78万人,浙江为121.38万人;大城市江苏为83.18万人,广东为66.91万人,山东为63.95万人,浙江为63.21万人;中等城市江苏为31.43万人,山东为30.82万人,广东为29.60万人,浙江为27.21万人。可见浙江大中城市的数量最少,规模明显偏小。城市的规模、档次、质量和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大省的地位不相称,与沿海兄弟省市相比,城市的结构性矛盾突出。一般来说,城市规模偏小,会直接影响到城市功能的发挥,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又反过来制约浙江农村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

        4.小城镇过多、过小、过密。改革开放20年来,浙江建制镇由167个发展到1998年的1006个,增加了近6倍,这固然有顺应乡镇企业快速发展的必然性,但从长远的、发展的眼光看,现有浙江城镇布局过多、过密问题突出。杭嘉湖平原、宁绍平原的城镇平均间距只有5—6公里,而从温州龙湾区状元镇到瑞安市城关镇不到50公里,布局了近20个小城镇,平均间距只有3—4公里,有的镇如永中、永昌、永兴、沙城等基本上已连在一起了。城镇过多、过密带来的问题是过小,全省县城以下建制镇平均规模只有8000人,其中5000人以下规模的城镇占总数的一半以上。

        (二)浙江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带来的主要问题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带来的主要问题,概括地说有以下几点:1.农村工业企业遍地开花,发展状况离散,减少了第三产业的发展空间,减少了农村人口的非农就业机会,最终又反过来制约工业本身的发展。由于城市化进程滞后,各类乡镇企业和专业市场遍地开花,企业和专业市场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导致农村工业技术层次低、产品档次低、产业离散度大、企业规模小、布局分散、产业结构趋同等,市场竞争力弱化。1997年全省工业总产值中村及村以下工业总产值占60.2%,农村中非农产业总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91.5%,非农劳动力占农业总劳动力的比重达57.4%,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型没有与人口和产业的空间转移同步进行,乡镇企业多分布于乡村,且规模过小。1996年全省乡村两级集体企业共有6.6万家,职工356万人,平均每家只有54人,“八五”期末,这些企业共拥有固定资产878亿元,平均每家企业只有133万元。在乡镇的合作经营和个体私营企业规模更小,平均每家企业的从业人员不到5人,如此“低、小、散”的企业特点,很难取得规模和集聚效益。另一方面,由于发展状态离散,造成要素集聚不足,城市发展滞后,减少了第三产业的发展空间。同时工业发展由于缺少城市信息、技术、人才等要素的支撑和相关基础设施的配套,最终又反过来制约了工业本身的发展。

        2.农村劳动力离土不离乡,兼业现象普遍。1997年浙江农村个体工业企业51.3万个,从业人员292万人,工业总产值3543亿元,占全省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34.13%,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近一倍。但是,“村办工业办在村,家庭工业办在家”的工业乡土化难以促成现代城镇的崛起,劳动力也难以向城镇集聚。同时,由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尚无足够宽松的环境,人口向城镇迁移的“门槛”过高和二元户籍制度使许多农民不愿放弃作为生存之本的土地经营权。农民在这种“家家有其田”的格局下必然出现农业兼业经营。如温州、台州和金华等地区的农村工业化,以个体私营企业和在此基础上发展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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