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中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各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希望通过研究能够找到那些导致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因素，以期为将来的政策调整提供政策建议。
       经典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告诉大家经济增长可以通过三驾马车，即投资、消费和出口来驱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实行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政策，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这两驾马车来驱动，而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一直成为经济增长的软肋。1998年当亚洲危机爆发时，由于外贸环境的恶化，我国的出口贸易受到了较大的冲击，此时人们很快将目光转移到国内的消费需求上。这一时段，启动内需一度成为国内经济发展关注的焦点。2003～2007年我国进入经济增长的景气周期，在此期间我国的年均实际经济增长率达到了11.3％。经济的高速增长暂时掩盖了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当出口贸易再次受到打击后，消费需求不足问题也再次暴露在国人面前，图1刻画了1990～2008年我国总消费支出和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重的发展趋势。
      
       图1　1990～2008年中国总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的变动趋势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年。
       图1表明从1990年到2008年，我国的总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均表现出下降的趋势，尤其是进入2000年之后下降的趋势十分明显。2008年我国居民的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仅为35.3％①，这一比重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美国和日本的居民消费率，后者分别为70.5％和57.8％，还远低于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后者为53.9％②。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有效需求不足主要来自居民的消费需求不足。
       2008年美国发生了严重的次贷危机，这一危机很快波及欧洲和其他一些国家转变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并对很多国家的实体经济产生严重影响。当这些国家的实体经济受损，消费市场不断萎缩时，作为对美、欧等国家的出口大国，中国的出口贸易受到了严重打击。如果说美国次贷危机的根源在于经济增长过度地依赖负债和消费，那么中国的经济增长所面临的问题则在于过度地依赖投资和出口，消费需求不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是经济增长中所面临的问题。因此，找到那些导致消费需求不足的因素，并对其进行实证检验不仅有利于让人们更清楚地了解导致内需不足的一些深层次原因，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具有非常明显的政策含义。
       二、文献回顾
       为了解释中国居民消费率下降的原因，国外的许多文献研究了中国家庭的储蓄行为（Qian, 1988; Qin, 1991; Kraay, 2000; Meng, 2003; Horioka和Wan, 2007），这些研究大多数集中在对家庭储蓄行为的解释上。更有一些研究者认为不断增长的家庭储蓄率是导致中国居民消费率下降的主要原因（Blanchard和Giavazzi, 2005; Kuijs, 2005; Modigliani和Cao, 2004; Prasad和Rajan, 2006）。对于家庭居民而言，当可支配收入一定时，储蓄率越高则消费率越低，因此，研究中国家庭的储蓄行为也能够对消费行为提供一定的参考意义。然而，Aziz和Li（2007）的研究表明，家庭储蓄率的上升只能够解释居民消费率下降的很小一部分，很明显，中国的居民消费率下降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国内的一些研究者从不同层面对中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进行了解释，这些解释包括预防性储蓄，即当未来收入或支出不确定时，人们的边际消费倾向降低（臧旭恒等，2004；罗楚亮，2004；孙风、王玉华，2001）；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导致消费率下降（臧旭恒，2005；李军，2003；朱国林等，2002；刘文斌，2000）；医疗、教育、养老成本拖累了中国的消费支出（世界银行，2009）。1994年中国实行分税制改革，一些学者认为财政分权和分税制改革抑制了中国的消费需求（孙成浩、耿强，2009）；1998年中国实行住房的货币化改革，也有学者认为住房制度改革使得居民在住房上的支出越来越高，因此挤占了其他的消费支出（方福前，2009）。
       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国内研究中国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最多的解释来自中国的收入差距扩大，魏杰和谭伟（2003）更是从5个方面分析了收入差距对有效需求的影响，他们的研究表明无论是非法的收入差距还是合法的收入差距都对中国的有效需求造成负面影响，而收入差距过大更是造成当前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
       前人的研究已经对中国内需不足的原因进行了有益探讨并提出了合理的解释，笔者也赞同收入差距过大很可能是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有效需求不足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对于这些原因我们不仅应当从理论上探讨，更应该通过数据来进行实证检验。因为只有通过实证分析，我们才能够找到哪些因素是主要原因，哪些是次要原因。到目前为止，人们在解释中国有效需求不足时往往集中在某一个或少数几个因素上，全面考察各类因素的文献较少。此外，运用面板数据对中国消费不足的原因进行定量分析的文献还较少。再次，国外用人口结构研究中国居民储蓄行为的文献较多（Modigliani和Cao, 2004; Kraay, 2000），而用人口结构研究消费行为的文献还较少。最后，与先前文献还有一个明显不同的地方在于前文的被解释变量主要是消费水平的绝对量或者增长率，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居民消费率，即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之所以用居民消费率而不是绝对量是因为中国的内需不足并不是居民消费支出绝对数值降低，而是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持续下滑。本文将尽可能地收集导致中国居民消费率不足的各因素的数据，运用省级面板数据模型对中国居民消费率下降的原因进行实证检验，以期找到那些导致中国有效需求不足的主要因素。
       三、导致中国内需不足的各种原因分析
       1.滞后一期消费率
       早在1952年，布朗就对消费者惯性或者滞后消费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Brown, 1952），此后许多研究者都发现消费行为具有滞后的影响（Zellner, 1957; Mueller, 1997; Dube等，2009）。消费行为具有滞后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的原因来解释，第一个解释是消费行为具有惯性，当一个人养成高消费的习惯之后，在短时间内很难改变这种习惯；第二个解释是本期的消费行为不仅受到本期收入影响，还受到滞后期收入的影响，而滞后期的消费也受到滞后期收入的影响，这就意味着本期消费与滞后期的消费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联系。
       2.居民可支配收

入占国民财富比重
       居民消费支出最直接的决定因素是居民可支配收入，一般的经济学理论认为，当可支配收入增加时，居民的消费支出随之增加。1990～2008年，我国城镇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从697.9元上升到3019.1元，年均增长率为8.5％，我国实际农村人均纯收入从317.1元上升到910.8元，年均增长率为6.0％③。虽然在1990～2008年期间我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加了，但是其增加速度却远低于实际经济增长速度，图2刻画了1990～2008年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与人均GDP之比④，可以看到，我国的居民收入占GDP的份额呈逐年缩小的趋势。
      
       图2　1990～2008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GDP的比值
       由于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赶不上经济增长速度，居民在国民财富这块蛋糕中所获得的份额逐步降低。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决定了居民消费的增长速度，这就意味着当居民收入所占比重降低时，居民消费比重同样会随之降低。
       3.居民收入分配差距
       在过去的30年时间里，我国GDP的增长率达到了近两位数，创造了所谓的“经济奇迹”。然而，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我国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这种差距的扩大既包括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还包括城乡之间，也包括城市或农村内部。总体来说，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由一个世界上最为平均的国家之一变成世界上收入分配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仅仅用了二十几年的时间⑤。
       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不利于消费率的提高有一定的理论支撑，当一个经济体收入差距过大时，大量的低收入者由于受到收入水平的限制而不能够进行消费，少数暴富人群虽然消费量巨大，但是由于受到自身生理极限的限制，相比于低收入者而言，他们所消费的部分占收入的比重是偏低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国的居民消费率低而储蓄率高的原因。目前来看，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导致我国内需不振是国内较为流行的观点。
       4.人口结构
       一些学者将“人口红利”归结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他们认为由于新中国成立之初曾一度鼓励人口生育，而改革初期实行计划生育政策，随着高生育率时期出生的人口进入劳动力大军，与此同时出生率的降低，中国的适龄劳动人口在改革以来30年时间里所占比重逐年增加，导致劳动力呈无限供给的状态。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使得我国出口产品的低成本优势十分明显，除此之外，劳动力的无限供给还使得新古典经济所预测的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规律在短期内不会出现，于是经济在长时间内保持高速增长，这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蔡昉，2009；贺菊煌，2006）。
       人口结构也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中国内需不足的问题，这是因为根据生命周期理论，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获取收入，但是为了预防老年后的花销，他在年轻时进行储蓄，而在年老时进行消费。由于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前30年时间里，人口结构一直处于比较年轻的水平，这种人口结构很可能是导致储蓄率高而消费率低的重要原因之一。
       5.行政管理费用
       要想让普通居民扩大消费来驱动经济增长，前提之一就是要解除消费者扩大消费之后的后顾之忧，这就需要政府扩大社会保障支出，包括教育、医疗和住房等一些国计民生方面的社会保障支出。在过去的10年时间内，中国的财政收入大幅度增长，从2000年的13395.23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61330.35亿元，在此期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3.5％上升至20.4％。中国已经初步具备了建立社会福利体系的基本条件。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的财政支出结构并不合理，具体来说，就是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支出比重过高，而关乎国计民生方面的科教文卫支出比重过低。1990年中国的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支出的9.83％，而到了2006年这一比重达到13.95％⑥。
       行政管理费用的逐年攀升挤占了科教文卫支出，而公共财政在科教文卫方面的支出不足的直接后果就是普通居民在这几方面的成本逐年上升。由于教育、医疗等成本不断上升，居民的预防性储蓄不得不随之增加，用于消费的部分自然也就降低了。国内一些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均能发现教育、医疗等成本的上升对居民消费支出的负面影响（杭斌、申春兰，2005；杜海韬、邓翔，2005）。
       6.经济增长率
       到目前为止，国内的研究者在论证中国低消费率的原因时主要从前四个方面的原因进行论证，而本文则认为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则在于中国保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经济的高速增长。这是因为当人们对未来的经济增长预期比较乐观时，人们会相信储蓄和投资的收益要高于消费的收益。比如说当下许多人压缩普通的消费支出只为了在大城市买一套住房，这是因为他们相信从长期来看房价还会涨，而房价在长期中看涨的一个根源就是预期未来经济的高速增长，老百姓的购买力会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而进一步加强。如果今天的储蓄和投资能够导致将来更高的消费，那么人们很容易选择今天储蓄和投资以便于增加未来的消费，在这种情况下，今天的消费率自然会较低。而只有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下人们才会相信今天的投资能够带来更高的未来收益，因此，本文认为经济的高速增长有可能是导致消费率不断下降的原因之一。
       7.住房制度改革
       1998年中国实行住房制度改革，此后房产可以作为商品在市场上买卖，而土地出售则成为地方政府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地方政府为了扩大税收自然有提高土地出售价格的倾向，而土地的价格上涨最终会导致房价上涨。不断上涨的房价对普通居民的消费支出产生明显的挤出效应。因此，1998年的住房制度改革也很可能是导致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实证模型及数据
       为了论证前述几个方面的因素对中国居民消费率的影响，本文收集中国28省份⑦ 1990～2008年的数据对如下一个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参数估计：
      
       方程（1）中consume是消费率，用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表示。income是可支配收入比重，用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表示。inequality是居民之间收入分配差距，一般情况下衡量居民收入差距最常用的指标是基尼系数，由于我们无法收集到有关基尼系数的省级面板数据，因此只能够寻求一些替代性指标，这些指标不能够全面衡量居民收入差距，但可以反映其中的很大一部分收入差距来源。我们主要通过两类指标来衡量居民的收入差距，一个指标是垄断行业（

              

以金融业为代表）从业人员的平均工资与竞争行业（以制造业为代表）从业人员的平均工资之比表示（secgap）；作为稳健性检验，我们还引入城乡收入差距来检验收入差距（urrugap）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pop是人口结构指标，本文中，人口结构指标包含三类：第一个是少儿扶养比（youdep），用15岁以下人口占适龄劳动人口（即15～64岁人口）的比重来表示；第二个是老年抚养比（olddep），用65岁及以上人口与适龄劳动人口的比重来表示；第三个是社会抚养比（socdep），即少儿扶养比与老年抚养比之和。public是公共支出结构，用政府行政管理费用占政府支出的比重表示。grgdp5是长期经济增长率，用5年期平均实际经济增长率表示⑧。dummy是反映制度变化和不同区域的虚拟变量，与方福前（2009）的处理一样，我们引入虚拟变量d1998（即1998年以后取数值1，其余年份取数值0）来检验住房制度改革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此外，为了反映不同地区消费率的差异状况，本文还将全国分为东、中、西三大区域⑨，以中部地区为参照引入东部地区虚拟变量deast和西部地区虚拟变量dwest。是个体省份无法观察到的效应，是残差项，我们将一些无法量化却有可能对居民消费产生影响的因素，比如说消费习惯、地理气候等因素，归入残差项中并假定～iid（0，）。
       为了保持数据指标的一致性，本文实证模型出人口结构的数据之外所有的数据均来源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人口结构数据来自各年份的《中国人口统计年鉴》。由于经济增长率是5年期的平均增长率，1990～1994年的数据在回归中被自动地舍弃，本文有效的样本区间是1995～2008‘年，有效样本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五、实证模型的参数估计
       方程（1）的解释变量中出现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这就意味着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难以避免。面板数据模型最常用的估计方法是固定效应（Fixed Effect）模型和随机效应（Random Effect）模型，然而这两种方法都无法解决解释变量中的内生性问题。为了克服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对方程进行参数估计。系统矩估计方法由Arellano和Bover（1995）以及Blundell和Bond（1998）提出。系统GMM的基本思路是：一方面用差分方程来消除固定效应，并使用自变量的水平滞后项作为差分项的工具变量；另一方面又使用差分项的滞后项作为水平项的工具变量，以此来增加工具变量的个数从而解决水平滞后项的弱工具变量问题。由于系统GMM估计方法综合利用了水平变化和差分变化的信息，其估计结果要比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和固定效应模型（FE）更为可信。
       两步系统GMM估计在小样本时容易导致参数估计值的标准误差被严重低估（Windmeijer, 2005），为了得到标准误差的无偏估计值，我们决定采用Windmeijer（2005）提出的方法对标准误差的估计值进行修正。具体来说就是用Roodman（2006）开发的STATA程序进行两步GMM估计⑩。
       由于系统GMM估计方法是典型的工具变量方法，工具变量的选择十分重要。在方程（1）的解释变量中，人口结构变量由计划生育的国家政策所决定，是一个典型的外生变量。因此，遵循Loayza等（2000）以及Schrooten和Stephen（2005）的做法，我们仅仅将人口结构和政策、地区虚拟变量视为严格的外生变量，它们既是水平方程的工具变量，也是差分方程的工具变量。其余所有的解释变量均被认为是弱外生变量，而它们的滞后变量则被用来作为“内在的工具变量”，本文用Bond（2002）提出的方法来进行工具变量的选择(11)。
      
       在表2的下面给出了在进行系统GMM估计时所使用的工具变量以及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检验。可以看到，在进行参数估计时，我们使用滞后一期消费率、收入GDP比值、收入差距、公共支出结构、经济增长率的滞后一期的水平量和差分量分别作为差分方程和水平方程的工具变量进行系统GMM估计。所使用的工具变量在4个模型中都通过了二阶序列相关性性检验和过度约束识别检验，这就意味着工具变量是有效的。
       六、结果分析
       从表2可以看出滞后一期消费率前面的系数为正，在4个模型中均能够通过显著性检验，证明我国的居民消费率表现出明显的惯性或者持久性。消费率前面的系数处于0.40～0.49之间，意味着其长期效应是短期效应的1.67～1.96倍之间，平均而言，长期效应是短期效应的1.85倍。实证研究表明居民可支配收入GDP比值、少儿扶养比对消费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支出的比值和住房制度改革对消费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收入差距、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增长率对消费率的影响不明显。从现有的实证结构可以对中国消费率的持续下降做出部分的解释。
       1.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降低是居民消费率下降的直接原因
       当前已经有很多经济学者对消费函数的相关模型假设进行了阐述，比较重要的一些假设包括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设、Duesenberrry的相对收入假设、Modigliani的生命周期假设和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设等等。所有这些模型都将可支配收入列为消费模型中最重要的解释变量，当可支配收入作为解释变量与消费支出进行回归时，前面的系数被称为边际消费倾向，当边际消费倾向保持不变时，可支配收入越高，消费支出越多。自1990年以来，中国居民在国民财富的蛋糕中所分得的份额越来越小，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90年的61.8％下降到2008年的40.4％。由于国民收入分配失衡，长期以来中国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赶不上GDP增长速度，居民收入占国民财富的比重越来越低，这一点成为中国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最为直接的原因（方福前，2009）。
       根据表2的实证结果，当居民可支配收入与GDP占比下降1个百分点时，居民消费率下降约0.11个百分点。1990年到2008年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下降了21.4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从1990年到2008年，由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下降导致的居民消费率下降了约2.3个百分点。
       2.人口结构变迁是导致我国居民消费率下降的又一个因素
       根据生命周期理论，个人在青年时期储蓄大于消费，而在幼年和老龄时消费大于储蓄。这就意味着，消费率会随着社会扶养比的增加而提高。本文的实证结构符合生命周期理论假设，社会扶养比、少儿扶养比和老年扶养比对消费率均能够产生正向的影响，社会扶养比

              

和少儿扶养比基本上都能够通过显著性检验，而老年抚养比则没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少儿扶养比更能够解释中国的消费行为。1990～2008年中国的少儿扶养比和社会扶养比呈不断下降的趋势，而老年抚养比则呈不断上升的趋势，说明我国的社会扶养比下降主要是由少儿扶养比下降造成的，而少儿扶养比下降主要是由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
       根据表2的实证结果，当少儿扶养比上升1个百分点时，居民消费率会上升约0.19个百分点。1990年中国的少儿扶养比为41％，2008年下降至26％，1990～2008年中国的少儿扶养比下降了15个百分点，意味着由少儿扶养比下降导致的消费率下降约为2.9个百分点。
       3.不断攀升的行政管理费对居民消费产生严重的挤出效应
       Landau（1986）使用1960～1980年65个发展中国家的有关样本分析发现，政府支出，特别是政府消费与经济增长显著负相关。Barro（1991）以98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1965～1985年的数据，发现相同结果。基于中国的数据，王小鲁等（2009）、刘生龙等（2009）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尤其是政府行政管理费用占GDP的比重过高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行政管理费用的逐年提高使得政府的消费支出逐年上升，从1990年到2008年，政府的消费支出占总消费的比重从21％上升到27％，增加了近6个百分点。由于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过高使得其他一些方面的支出，比如说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则明显不足。最为明显的例子是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达到4％的目标在10年时间里都尚未达到。由于政府在教育等方面的投入不足，这些成本转化到居民身上，这一部分成本对居民的消费支出不可避免地产生挤出效应。最后，由于公共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社保体系不完善，居民面临的是一个不确定的未来，这种收入或支出的不确定性会增加居民的预防性储蓄，进而降低当前的消费（Dardanoni和Valentino, 1991; Carroll, 1994; Kazarosian, 1997; Guiso, Jappelli和Terlizzese, 1994）。
       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行政管理费用占GDP的比重越高，居民消费率越低。行政管理费用占GDP的比重每上升1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下降0.1个百分点。从1990年到2008年，中国28省份行政管理费用占GDP的比重平均值由2.7％上升至8.6％，这就意味着由行政管理费用增加导致1990年到2008年居民消费率下降约0.6个百分点。
       4.住房制度改革对居民消费率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
       1998年的住房制度改革加重了居民的住房成本，因为实行住房货币化制度改革之后，房价随市场节节攀升，加上政府对于社会保障房的建设严重不足，使得居民在住房上的预计支出逐年增加，不断增加的住房预期支出使得居民不断降低消费支出。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998年的住房制度改革使得居民消费率平均下降约1.3个百分点。
       5.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率对居民消费率似乎没有影响
       当前许多经济学者将中国居民消费率低的原因归因于居民收入差距，持这种观点的人都相信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虽然用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来解释中国的低消费率有一定的道理，然而却与当前许多的经验事实不符，首先，一些居民收入差距比中国更高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出现消费需求不足，如一些拉美国家；其次，那些高收入国家并没有出现较低的边际消费倾向，如美国。李军（2003）通过研究发现，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并不是中国居民消费不足的原因，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也没有发现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对居民消费有显著的影响。本文通过两种方式来对居民收入差距进行衡量，当用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来代理居民收入差距时我们发现收入差距扩大对消费率有正向的影响，而当我们用城乡收入差距来代理居民收入差距时，我们又发现收入差距对消费率有负向的影响，尽管不论是行业差距还是用城乡差距都没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没能成为解释中国居民消费率下降的有力证据，这和当前流行的观点显然不一致。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我们所采用的两类收入差距指标均不能够完全代理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有关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对中国消费率的影响需要进一步研究。
       本文的研究并没有发现经济增长率和地区差异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不成为居民消费率下降的原因，而居民消费率也不会随着区域位置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七、结论及政策含义
       本文通过收集中国28个省份1990～200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验证居民消费率的滞后一期、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人口结构、行政管理费、经济增长率和住房改革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其目的是为了解释中国内需不足的原因。实证研究表明：（1）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由计划生育导致的少儿扶养比持续下降、不断攀升的行政管理费用、住房制度改革是导致我国居民消费率下降的最主要因素。1990～2008年由居民收入GDP比、人口结构变迁、行政管理费用和住房制度改革导致的居民消费率下降共计约7.1个百分点。1990～2008年中国的居民消费率由47.1％下降为35.3％，总共下降了11.8个百分点，由居民收入GDP比、人口结构、行政管理费用和住房制度改革这四类因素可以解释其中的60％；（2）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导致中国有效需求不足的结论并没有得到验证，这两类因素是否是中国居民消费率下降的原因有待于进一步检验。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增强国家实力和提高国民福祉的重要因素。从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在未来20年左右的时间很有可能一直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如何让更多的老百姓从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中获得实惠呢？从中国居民消费率不断下滑的趋势可以看出居民并没有从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中获得相应的福祉上的提高。很显然，在未来我国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应当注重国内有效需求，尤其是居民消费需求的提高。从实证结果来看，本文的政策含义十分明显：
       首先，国民收入分配失衡是导致中国居民消费率下降的最主要因素。中国目前的状况是政府收入、企业利润太高，而居民收入太低。因此，目前来看，促进中国内需的一条最为重要的途径是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降低政府和企业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真正做到藏富于民。其次，降低行政管理费用、扩大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的投入是促进中国内需的又一条重要途径。再次，控制房价，使房价收入比保持在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内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中国居民的消费需求。

              

最后，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我国的社会扶养比不断下降的局面迟早会发生转变，而社会扶养比提高已经被证明是有利于居民消费率提高的。这就意味着人口结构的变迁会自动地促使中国居民消费率的提高。但是，由于老龄化的日益严重，老龄化迟早也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因此，在解决中国内需不足的问题的同时，我们还得积极地应对中国未来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注释：
       ① 一些研究认为中国的居民消费率被低估了，比如说美国的居民消费中包含了10％的房租，而中国没有将房租纳入进来，不过即使中国的居民消费率加上10％，其消费率仍然偏低。
       ② 数据来源于《国际统计年鉴》2009年，美国数据为最新修订数据。
       ③ 所有数据均为1978年的可比价格。
       ④ 具体计算的公式是：收入GDP比＝（0.4×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0.6×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GDP，之所以选择0.4和0.6作为权重是因为我国目前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60％。
       ⑤ 据估计，衡量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Gini系数在1980年约为0.25，是一个典型的收入分配较为平均的国家，而到了2008年时已经达到0.47，成为一个典型的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
       ⑥ 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⑦ 由于西藏和海南的一些数据无法收集得到，因而本文不包含这两个省份，且重庆的数据被合并到四川省中，因而本文中的数据仅包含中国大陆剩余的28个省、市、自治区。
       ⑧ 凡是涉及用人民币为单位衡量的数据均为实际价格衡量，基础年份为1978＝100。
       ⑨ 中国区域经济传统意义上对东、中、西部省市的划分为：东部省市：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山东、江苏、浙江、上海、福建、广东、广西壮族自治区和海南；中部省市：黑龙江、吉林、内蒙古自治区、山西、河南、湖北、江西、安徽、湖南；西部省市：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和西藏自治区。由于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后，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内蒙古自治区被划为西部大开发意义上的西部省市，本文将这两个自治区也归为西部省市。此外，由于西藏自治区和海南省数据大量缺失，故将其舍去；重庆的数据并入四川，因此本文的数据样本仅涵盖中国内地的28个省、市、自治区。
       ⑩ 本文所有的参数估计均在STATA10.0中完成，我们主要用Roodman（2006）开发的“xtabond2”程序来修正标准误差。
       (11) 在STATA中“collapse”被用来选择工具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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